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1844年的一个插曲

在我们的第二次乡村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非常别致的事，把它略而不提未免太可惜了，虽然我和纳塔利娅与它的关系都不大。这故事不妨称之为“阿尔曼斯与巴济尔1（温文尔雅的哲学家，彬彬有礼的基督徒，乔治·桑的雅克2，后来变成了定命论者雅克3）的爱情史”。

它是在法国式的假面舞会上开始的。

这是1843年冬，我到了舞会上。人很多，我记得有四五千人，但几乎没有一个认识的。巴济尔跟一个假面女郎正跳得起劲，他顾不到我。只见他摇头摆脑，眯缝着眼睛，像嗜酒的人尝到了美酒，打猎的人发现了一只漂亮的田鹬。

舞会在贵族俱乐部的大厅举行。我到那儿坐了一会儿，看那些俄国贵族穿了各种小丑衣服，拼命模仿巴黎的生意人，跳疯狂的康康舞……后来我上楼吃夜宵。巴济尔在那儿找到了我。他的神色很不正常，仿佛初恋的热情正在他心中燃烧，这显得很不相称，因为他那时已快四十岁，头发已开始从高耸的前额上脱落了。他颠三倒四地讲给我听，有一个法国“迷娘，像克蕾尔欣一样单纯4，又像轻佻活泼的巴黎姑娘一样妩媚动人……”

起先我想，这不过是那种只有一章长的爱情故事，它的第一页便是成功，但最后一页不是目录5，却是账单。但后来我终于相信，它并非如此。

巴济尔与自己的巴黎姑娘又见过两三次，他采取了迂回战术，没有立即发动进攻。我经他介绍，认识了她。阿尔曼斯确实是活泼可爱的巴黎孩子，完全像这个城市。从谈吐到举止，以及某种独立精神和勇气——她的一切都显出这个大都会中正直的平民的特色。而且她是工人，不是小市民。这种人我们中间还从未有过。她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快活，自由，调皮，但在这一切中没有丧失自我保卫的本能，对危险和荣誉的敏锐感觉。这些女孩子往往从十岁起就得与贫穷和诱惑搏斗，得不到保护，但在巴黎这个大陷阱和各种罗网的包围中，她们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保持独立的人格。她们可能会轻易献出自己，但不会轻易上当，落进别人的手掌。她们中间有的人也许会出卖灵魂，但这些人决不会走进女工的行列，因为她们已经不必出卖劳力，可以过放荡的生活，醉生梦死，然后消失在另一种生活的漩涡中——有时是永远消失，有时是为了在五六年后坐了自己的马车走进跑马场，或者戴上满身的珠宝坐在歌剧院的头等包厢中。

巴济尔陷入了情网。这个音乐中的理论家，美术中的哲学家，是莫斯科超黑格尔派最全面的代表之一。他一辈子翱翔于美的天空，哲学和评论的世界。他对待生活像勒瑟尔6对待莎士比亚的作品一样，把一切都提高到哲学的意义上，使一切活的变成了死的，一切新鲜的变成了陈腐的，总之，不给纯粹的心灵活动留下一点余地。不过这样的观点那时在整个小组中几乎是普遍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有的人靠天才，也有的人靠活跃的天性摆脱了它，但总的说来，它的影响还存在了很久——有的人表现为一些习惯用语，另一些人则保留着它的实质。40年代初，巴枯宁在柏林对屠格涅夫说：“走，让我们到真实生活的漩涡中去，投身在它的波浪中。”他们去找瓦恩哈根·冯·恩泽7，要这位情场老手作向导，带他们到花花世界走一遭，最好给他们介绍一位红女伶。可想而知，这样胸有成竹，不仅谈不到在“折磨心灵”的爱情中遨游，连任何行动也不可能。德国人也不懂得行动，然而他们并不想行动，他们宁可心如死水。我们的性格却相反，我们受不了这种斋戒生活——安享理论之乐，只得破戒，跳进红尘，结果不是发生危险，而是弄得啼笑皆非。

就这样，堕入情网的四十岁的哲学家，眯起眼睛，开始集中全力，对“爱的魔力”作哲理探讨了：为什么它会使赫拉克勒斯和软弱的少年同样拜倒在欧姆珐勒的脚下8？他开始向自己和别人阐明家庭的道德观念，婚姻的基础。在黑格尔看来（黑格尔的《法哲学》中论道德一章），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偶然性和“假象”的虚幻世界，尚未从传统观念中获得解放的精神世界，却不是这么容易说服。巴济尔的父亲彼得·科诺内奇是个老吝啬鬼，财主，他自己接连娶了三个女人，每人给他生了三个孩子，但听说他的儿子，而且是长子，想娶一个天主教徒，这女人既贫穷，又是法国人，还来自铁匠桥，他就坚决不予同意。没有父亲的祝福，以怀疑主义作标榜的巴济尔也许还能应付，问题是老头儿不仅把他的祝福与天上的幸福联结在一起，还把它与地上的幸福连在一起，就是说要剥夺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