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1844年的一个插曲（第3/4页）

这个穷苦的法国女裁缝却根本没想到这些。

他们在波克罗夫村住了两三天，这对于那位前未婚夫是忧郁的两三天。他像一个学生在教室里干了坏事，既怕老师又怕同学，好不容易挨过两天便回莫斯科了。

不久我们听说，博特金要出国了。他写给我一封含糊其辞的信，表示对自己不满，要求在走前见我一面。八月初，我从波克罗夫到了莫斯科；同时，一篇新的论文从莫斯科寄到了波克罗夫，那是给纳塔利娅的。我去找博特金，正赶上告别宴会。在喝香槟，互相敬酒和祝愿中间，似乎有一种不寻常的气息。

“真的，你不知道，”巴济尔在我耳边说，“我……那个……”接着更小声道：“真的，阿尔曼斯跟我一起走。这姑娘！我到现在才了解她。”于是摇了摇头。

可惜别林斯基不在。

在给纳塔利娅的信中，博特金向她详尽地说明，对婚姻的思考和反省，使他陷入了犹豫和绝望，他怀疑自己对阿尔曼斯的爱，以及对家庭生活的适应能力；这样，他终于痛苦地意识到，必须抛开一切到巴黎去，他正是在这种情绪中出现在波克罗夫，显得既可笑又可怜……这么决定之后，他重读阿尔曼斯的信，获得了新的启示，即他非常爱阿尔曼斯，因此要求与她会面，重新向她求婚。他又想到了波克罗夫的神父，但迈科夫的工厂近在咫尺使他害怕11。他打算在彼得堡结婚，然后立即前往法国。“阿尔曼斯快活得像孩子一样”。

在彼得堡，巴济尔想上喀山大教堂结婚。为了表示对哲学和科学的尊重，他邀请西东斯基大司祭12给他主持婚礼。西东斯基是个学者，著有《哲学科学导论》，早已拜读过巴济尔的文章，知道他是世俗的自由思想家和德国哲学研究者。在经历各种奇遇之后，阿尔曼斯获得了罕见的荣誉：两位势不两立的仇敌——宗教和科学，为她的婚礼进行了一次充满喜剧性的会晤。

在婚礼前，西东斯基畅谈新出的一些哲学小册子，表示他对世俗学问无所不知。一切准备就绪后，诵经员把法衣长巾递给他，他吻了它，开始穿法衣，一边垂下眼皮，对博特金说：

“请原谅，这是例行公事……我完全知道，基督教的仪式过时了……”

“哦，不，不！”巴济尔赶紧说，声音中充满了同情和谅解。“基督教是永恒的，它的本质，它的实体是不会过时的。”

西东斯基以真挚的目光向这位不失骑士风度的对手表示了谢意，便转向教士们，唱了起来：“我们的上帝至高至尊……现在，永远，直至千秋万代”。教士们齐声高喊：“阿门！”一切按规定进行，巴济尔和阿尔曼斯戴上了婚礼冠，由西东斯基率领，绕读经台一周……连以赛亚13见了也会赞美不止。

巴济尔带了阿尔曼斯回到家中，把她留在那儿，便去参加克拉耶夫斯基14的文学晚会了。两天后，别林斯基把这对新人送上了轮船……大家会想，现在故事大概完了。

差得远呢。

到达卡特加特海峡以前，一切都太平无事，但一到这里，乔治·桑那本该死的《雅克》蓦地跳了出来。

“你认为雅克怎么样？”巴济尔问阿尔曼斯，后者刚看完这小说。

阿尔曼斯讲了自己的意见。

巴济尔向她宣称：这看法完全错误，她的见解侮辱了他精神中最深刻的方面，他的世界观与她的毫无共同之处。

刚强的阿尔曼斯不想改变自己的世界观。这样过了大小贝尔特海峡。

船到了德国海面，博特金的心情舒畅一些了，他又作了一次努力，想改变阿尔曼斯的世界观，说服她对雅克采取不同的看法。

因晕船难过得要死的阿尔曼斯，用尽仅剩的一点力气回答他：她不能改变对雅克的看法。

“那么我们怎么在一起过活？”非常激动的博特金提出。

“没关系，”阿尔曼斯回答，“如果您想吵架，不如一上岸就干脆分手。”

“您决定这么办？”博特金说，气得要打架似的，“您宁可分手？”

“世界上什么都比跟您在一起强；您简直叫人受不了——既懦弱又专横。”

“夫人！”

“先生！”

她进了船舱；他留在甲板上。阿尔曼斯没有失信：一到勒阿弗尔，她就去找父亲了，过了一年她单独回到俄国，然后去了西伯利亚。

这一次，这件断断续续的婚姻大事可能真的完了。

但是巴雷尔说过：“只有死人才不会回来！”15

（1857年写于普特尼，月桂大厦。）

1 巴济尔即瓦西里·博特金，阿尔曼斯是他的妻子。

2 指乔治·桑的小说《雅克》的主人公，他为了让妻子获得自由而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