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八章（第7/10页）

这种时刻是不多的；沉闷而并不愉快的消遣只能妨碍它们——我们身边的外人增加了，每到晚上，爱丽舍田园大街上我们小小的会客室便挤满了陌生人。这大部分是新近到达的流亡者，那些善良而不幸的人们，但亲密的只有一个……而且那是怎么变得亲密的啊！28……

我离开巴黎是高兴的，但在日内瓦我们仍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只是换了一些人，范围也狭小了一些。那时在瑞士，政治席卷了一切，不论饭店和咖啡馆，钟表师和妇女，都分成了派别。一切以政治为转移，这在那种总是随着革命的失败而到来的死一般的沉寂中，尤其令人厌烦，它只能使人意识到一切毫无结果，徒然为过去发出一些单调的怨言。这像大城市中的夏季，到处都是灰尘，炎热，缺少空气，太阳从苍白的树木中间射到街上，墙壁发出强烈的反光，路上的石板也变得热辣辣的。充满活力的人渴望空气，那种没有经过千百万人呼吸过的空气，只有在那里生活才不像啃光的骨头那么索然无味，也没有嘈杂的噪音，浑浊霉烂的气息，继续不断的敲击声。

有时我们真的跑出日内瓦，来到莱芒湖29边漫步，来到勃朗峰30的山麓下游览，那里峰峦环抱，云雾弥漫，大自然以它美丽的景色洗涤了尘世的一切烦恼，给心灵灌注了清新的气息，给身体带来了从永恒的冰雪中飘出的凉爽气流。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愿意永远留在瑞士；我们这些生长在盆地和草原上的人，过了一段时间便会与山地格格不入，它们太高，太近，给人以拥挤、限制的感觉，但是有时生活在它们的阴影下是很舒适的。何况山上住着纯洁善良的居民——他们贫穷，但不是不幸的，他们没有太多的需要，过惯了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生活。文明的沉积物，它的锈斑不会侵蚀这些人；历史的变革像白云一样从他们脚下飘过，很少触及他们。罗马世界还在格劳宾登31继续存在，农民战争的时代在阿彭策尔32也几乎还没有过去。也许，在比利牛斯山和其他山脉中，在蒂罗尔州33，还能找到这类健康茁壮的居民，但是一般说来，在欧洲早已绝迹。

不过在我国东北部，我也看到过类似的情形。在彼尔姆和维亚特卡，我遇到过与阿尔卑斯山居民同样气质的人。

我和一个同伴一起登上采尔马特山地34，为了让马歇一会儿，我们常常步行，走了不少山路，非常累，便到一家小客店休息，我记得，那里已比圣尼古拉峰更高了。老板娘上了年纪，瘦瘦的，但强壮结实，身材高大，屋里只她一个人。看到客人，她马上忙开了，一边抱怨储藏的食物太少，一边到处寻找，终于端来了一瓶樱桃酒，一块硬得像石头的面包（面包在山上不是普通的东西，它们是用驴子从山下运来的），同样硬的熏羊肉，还有乳酪、羊奶等，然后又去煎蛋，还加了糖什么的，弄得我怎么也咽不下。但是羊肉、干酪和樱桃酒不错。老婆子把我们当贵宾一般招待，露出殷勤的脸色端来了一切，还是一迭连声表示歉意。我们的向导也跟我们一起吃喝。临走时，我问老婆子该给她多少钱。她寻思了好久，甚至还上另一间屋子算了一会儿，然后讲了几句开场白，说物价怎么昂贵，运输怎么困难，最后才冒险报了价：五法郎。

“怎么，”我说，“连马料也在内？”她不理解我的意思，赶紧又说：

“那么，四法郎也够了。”

当我从彼尔姆给送往维亚特卡，在一个小村庄换马时，我向坐在屋旁树墩上的一个农妇要些克瓦斯喝。

“那太酸啦，”她答道，“我还是给你拿些土酒吧，那是过节的时候剩下的。”

过一会儿，她拿了一只用破布包着的陶罐和勺子来了。我和宪兵喝了个痛快。把勺子还给老婆子时我给了她十戈比或十五戈比铜币，但她不肯拿，说道：

“上帝保佑你，我怎么能要过路人的钱，何况你还是那个样子。”她看了看宪兵。

“这有什么，大娘，我们不能白喝你的酒，收下吧，给孩子们买点糕饼吃。”

“不，好先生，别在意，要是有多余的钱，那就给穷人也好，或者给上帝买支蜡烛吧。”

在维亚特卡的大河那儿，我也碰到过一件类似的事。我上那儿观看那个特殊的仪式——把尼古拉·赫雷诺夫的圣像送往那儿做客。在回家的路上，我与车夫走进农家去取燕麦，主人们和三个朝圣者正在吃饭；菜汤香得很，我提出也想喝一些。年轻的主妇用木碗盛了一碗汤给我，还给了我一块面包，又把高背大盐瓶递给了我。吃完后，我给了主人二十五戈比。他看看我，搔搔后脑勺，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