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七章

巴别塔1——德国的造反派——法国的红色山岳派——意大利流亡者在日内瓦——马志尼，加里波第，奥尔西尼等——罗马和日耳曼的传统——在“拉杰茨基公爵号”上的旅行

有一个时期，我在满腔怒火、哭笑不得中，曾打算按照格兰维尔2的绘画风格，写一本小册子《流亡者的自我表现》。幸好我没有这么做。现在我的心情平静一些了，不再苦笑，也不再愤怒。再说，流亡生活也拖得太久，几乎压得人透不出气了……

然而即使现在我仍得说，流亡若不是抱有一定的目的，只是由于敌对阵营的胜利不得不然，那么它只能使发展中断，使人们脱离现实的斗争活动，陷入幻想的世界。他们怀着内心的仇恨离开祖国后，总在指望明天返回家园，这样便不能前进，只能沉湎在对过去的回顾中；这种希望叫人无法安心从事长期的工作。愤怒和空洞而激烈的争论，使人们不能超越他们所熟悉的那些问题、思想和回忆，这一切对他们构成了传统的强制性压力。任何人，尤其是离群索居的人，对事物的形式方面，对行会作风，对职业外表，总是具有特殊的爱好，以致立即接受了这方面的一套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

一切流亡者与原来习惯的生活环境隔绝之后，便闭上眼睛，不愿看到痛苦的真实状况，日益陷入了幻想的、封闭的小天地，陶醉于没有前途的回忆和不切实际的憧憬中。除了与一切非流亡者疏远的状态，如果再考虑到那种愤世嫉俗、猜疑成性、落落寡合、牢骚满腹的心情，那么这些固执不变的新以色列人3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1849年的流亡者还不相信敌人的胜利能维持长远，他们仍沉醉在不久前的胜利中没有清醒，群众欢乐的歌声和掌声仍在他们耳边缭绕。他们坚信，他们的失败只是暂时的挫折，因此不肯从箱子里取出衣服，挂进衣柜。然而巴黎落到了警察的监视下，罗马在法国人的打击下陷落了4，巴登成了普鲁士国王的兄弟宰割的地盘5，而帕斯克维奇按照俄国的办法，靠贿赂和许愿打败了格尔盖伊，占领了匈牙利6。日内瓦到处都是逃亡者，成了1848年革命的科布伦茨7。意大利各国的人，逃避博沙尔8的迫害和凡尔赛的审判的法国人，在古斯塔夫·施特鲁沃9率领下，排成整齐的队伍退入日内瓦的巴登民军，维也纳起义的参加者10，波希米亚人，波兹南和加利西亚的波兰人11——所有这些人都聚集在贝尔格饭店和邮局咖啡馆中。其中最明智的部分已有所觉察，知道流亡不可能是短期的，于是想起了美国，到那儿去了。然而大多数人却相反，尤其是本性难移的法国人，每天都在等待拿破仑的去世和新共和国的诞生——对于一些人，这应该是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对于另一些人却只是民主主义共和国，与社会主义绝对无关。

我到达后过了几天，在派基镇散步，遇到了一位先生，这人年纪已经不轻，样子像俄国的乡村教士，戴一顶宽边低顶礼帽，穿一件发黑的白外套，神色像要去行临终涂油礼；与他在一起的那个人身材又高又大，像是由几块巨大的身体和四肢胡乱拼凑而成。我与青年作家弗·卡普12在一起。

“您认识他们吗？”他问我。

“不认识，但是如果我没有讲错，这大概是挪亚或罗得正在跟亚当一起散步13，只是亚当披在身上的不是无花果叶，而是七拼八凑的衣服。”

“这是施特鲁沃和海因岑14。”他笑着答道。“想认识他们吗？”

“非常想。”

他介绍了我。

谈话无关紧要；施特鲁沃正要回家，邀我们上他家坐坐，我们去了。小小的寓所中挤满了巴登的流亡者，一个高大的女人，从远处看很漂亮，坐在他们中间，她那浓密的头发蓬蓬松松，以独特的方式披散在周围。这是著名的阿玛利亚·施特鲁沃，他的妻子。

施特鲁沃的脸一开始就给了我奇怪的印象，它表现了一种严峻的精神，那种狂热的信仰赋予虔信者和分裂派教徒的表情。看到这刚毅坚实的前额，安详的目光，蓬乱的大胡子，有些花白的头发，以及那整个高大的身材，我不禁觉得，这好像是古斯塔夫·阿道夫斯15军队中硕果仅存的某个狂热派教士，或者宣传悔罪和实行两种方式同领圣餐的塔波尔派教士16。海因岑的外表阴沉粗犷，像德国革命阵营中的索巴凯维奇17，他精力旺盛，手脚笨拙，总是气呼呼地皱紧眉头瞧人，不爱说话。后来他写道，只要在地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