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七章（第2/17页）

有一件非常可笑的小事，我不能不谈一下，这是与这种杀人狂有关的。日内瓦有一个全世界最和善的医生P，他至今还活着。这人在精神上与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总是热烈同情它，因此成了一切流亡者的朋友，给他们医病从不收费，还招待饮食。不论我怎么早走进邮局咖啡馆，大夫总在那里，而且已读过三四份报纸了。一天，他伸起一根手指，神秘地叫我过去，凑在我耳边说道：

“我想，今天巴黎一定热烈得很。”

“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我是听谁说的，不过这人是赖德律-洛兰的亲信，他刚路过这儿……”

“算了，亲爱的医生，昨天和前天你不都在等待发生什么事变吗？”

“这有什么，罗马不是在一天中建立成功的。”

我便在这咖啡馆里，跟这位医生，也就是海因岑的朋友，谈到了海因岑刚发表的那份大慈大悲的革命纲领。

我对他说：“为什么您的朋友要胡说八道，发表这种有害的废话？这就难怪反对派要大喊，瞧，这是个化身成德国人的马拉！再说，为什么要两百万人呢？”

P有些不好意思，但不愿背弃朋友。

“听着，”他最后说，“您也许忽略了一点：海因岑谈的是整个人类，在这数目中至少包括二十万中国人呢。”

“哦，照这么说就不一样了，他们是死不足惜的。”我答道。这以后我每逢想起这个自我安慰的理由，总觉得非常荒谬可笑。

我们在派基镇认识后过了两天，我住的贝尔格饭店的茶房走进我的房间，郑重其事地通报道：

“施特鲁沃将军带着副官们驾到。”

我心想，大概什么人故意支使这小家伙来跟我开玩笑，或者他自己搞错了，但是不然，这时门开了，

古斯塔夫·施特鲁沃

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进屋了……18

他带着四位先生，两人全副武装，那是他们那支义勇军的装束，还戴着大大的红袖章和其他标志。施特鲁沃向我介绍了他的随从，按照民主精神称他们为“流亡中的兄弟们”。我很满意，发现其中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样子像刚读过一年多大学的学生，已经荣任了代理内政部长的要职。

施特鲁沃马上向我宣讲他关于七大灾祸的理论，这“七大灾祸”便是：教皇，神父，国王，士兵，银行家等等，还谈到了建立民主和革命的新宗教的问题。我向他指出，如果建立或不建立新宗教取决于我们的意愿，最好我们什么也别管，把这件事交给上帝处理，按事物的本质而论，这件事也与上帝关系最大。我们发生了争论。施特鲁沃提出了关于世界精神的一些说法，我回答他，尽管谢林对世界精神作了形象化的说明，称它为“飘在空中的东西”，我还是无法理解。他从椅上跳了起来，走到我面前，几乎碰到我的脸，说了声：“对不起，请原谅”，便伸出手指，在我头上乱摸，挤压，好像我的头颅是由风琴的琴键组成的。

“确实，”他朝流亡中的兄弟们接着道，“赫尔岑公民没有崇敬的骨节，一点也没有。”

大家对我缺乏“崇敬的骨节”表示满意，我也不例外。

于是他向我说明，他对颅相学作过深刻研究，不仅写过书论述高尔19的体系，而且选择阿玛利亚做试验，根据这学说检查过她的颅骨。他告诉我，她几乎没有情欲的骨节，它们存在的颅骨后部完全是扁平的。正是这个可作离婚原因的理由，使他决定娶她为妻。

施特鲁沃是个大怪物，只吃素菜，加些牛奶，也不喝酒，他的阿玛利亚也得与他保持同样的饮食。他觉得这还不够，她每天还得与他一起在阿尔沃河游泳，那里的河水是从山上奔流而下的，从来不热，夏季也只能达到八度。

后来我与他偶然谈到了素食问题。我提出了一般的反对意见：牙齿的结构，蔬菜的纤维朊在消化过程中热能大量消失等等，指出食草动物的头脑便不太发达。他心平气和地听着，没有生气，但仍坚持自己的观点。临到末了，他似乎为了出奇制胜，对我说道：

“您可知道，经常吃素的人可以使身体内部非常干净，死后也不致发臭？”

“这太好了，”我反驳道，“但这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并不想在自己死后闻自己的尸体。”

施特鲁沃甚至没有笑，只是心安理得地说道：

“总有一天您会不这么讲的！”

“大概等我长出崇敬的骨节以后吧。”我答道。

1849年底，施特鲁沃寄给我一本他为自由德国新编的历书。日子和月份全都改用了一种难懂的古日耳曼语；它取消了圣徒的名字，每天纪念两个名人，例如华盛顿和拉斐德20，然而第十日却留给了人类的公敌，如尼古拉和梅特涅。纪念最大的伟人的日子便是节日，这样的伟人有路德，哥伦布等等。在这本历书上，12月25日不再是圣诞节，施特鲁沃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