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西方小品（第4/8页）

现在我习惯了这些思想，它们已不能叫我害怕。但在1849年末，我想起它们便不寒而栗；尽管每个事件，每次聚会，每个冲突，每个人都在争先恐后地要把最后的绿叶摘光，我还是固执地、焦急地想寻找出路。

正因为这样，我今天才对拜伦的勇敢思想给予极高的评价。他看到没有出路，而且高傲地说出了这一点。

这些思想开始侵袭我的心灵时，我感到不幸和困惑；我千方百计逃避它们……我像一个迷路的旅人或乞丐敲着所有的门，停留在每个遇到的人面前，打听道路，但是每次会晤和每个事件都引向一个结论——应该服从真理，毫无怨言地接受它。

……三年前，我坐在一个病人的枕旁，看着死亡毫不容情地把她一步步拉向坟墓30。这段生活是我不能忘记的。黑暗弥漫在我周围，我在没有出路的绝望中感到孤独，但我不想用希望安慰自己，不想为了忘记忧伤，用死后重逢的思想麻醉自己。

因此在不属于个人的问题上，我更不会用违心之论来欺骗自己了！

2.附言

我知道，我对欧洲的观点在俄国不会受到欢迎。为了安慰自己，我们总希望出现另一个欧洲，并且像基督教徒相信天堂一样相信它。破坏梦想会造成不愉快的后果，但是有一种内在的力量，一种我所无法战胜的力量，迫使我讲真话——哪怕它对我有害，我还是这样。

我们对欧洲的认识，一般来自学校和书本，那就是说不是认识它，而是按照书本和图画从表面上作出判断，就像孩子们根据《图画世界》31判断现实世界，认为在桑威奇岛32上所有的女人都在头顶上举着板鼓，凡是有光身子黑人的地方，离他五步远一定有一只披着鬣毛的狮子，或者睁大了凶恶眼睛的老虎。

我们对西欧的无知已成为我们的传统，它可以造成许多危害，还会因而引起种族仇恨和流血冲突。

首先，我们只了解欧洲受过教育的上层阶级，它以自己的存在掩盖了民族生活的沉重基础，那是在许多世纪中自发形成的，它所遵循的规律即使在欧洲也不太有人知道。西方教育没有渗入这些庞大复杂的基础，可是历史却靠它们深深扎根在土地中，它们具有地质学的意义。欧洲的国家是由两部分人民结合而成的，完全不同的教育使它们保持着各自的特色。东方国家却是统一体，土耳其大臣与给他装烟袋的土耳其人彼此相似，这与欧洲截然不同。在欧洲，从宗教战争和农民起义之后，乡村居民不再积极参与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他们像庄稼一样被吹向右边或左边，但没有一刻会离开自己的土壤。

其次，即使那个我们所理解的、与我们有所接触的阶层，我们也只了解它的历史，不是它的现状。我们在欧洲生活一两年之后，便惊讶地发觉，一般说来西欧人并不符合我们的观念，他们比我们所了解的低得多。

在我们设想的观念中，有真实的因素，但它们或者不再存在，或者完全改变了。骑士的英勇性格，贵族的优雅风度，新教徒的循规蹈矩，英国人高傲的独立精神，意大利艺术家的阔绰生活，百科全书派闪闪发光的机智，恐怖主义者铁面无情的强硬作风——这一切都互相混合，蜕化成了另一种东西，以致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气质便是市侩的气质。它们构成了一个统一体，也就是一种封闭的、完整的对生活的观念，具有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法则，自己的善和恶，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自己的卑劣的道德观点。

正如骑士是封建世界的主要形象，商人成了新世界的主要形象：老板代替了老爷。然而商人本身只是一种并不重要的中间环节，生产的一方和需要的一方之间的中介人，带有类似道路、车辆和工具的性质。

骑士主要是作为他个人，作为一个人存在的，他可以按照他的理解维护自己的尊严，因此他实质上既不从属于财产，也不从属于地位；他的人格才是主要的。就市民而言，人格是隐蔽的，或者并不显著，因为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商品，生意，货物，这里主要的东西是所有权。

骑士不学无术，只会争吵、决斗，既是土匪又是修士，既是酒鬼又是虔诚的教徒，但是他对一切开诚布公，光明磊落，而且随时准备为他认为正义的事献身。他有自己的道德规范，自己的荣誉准则，尽管这一切十分武断，他还是坚守不渝，否则便会失去自己的尊敬或同伴们的尊敬。

商人是和平的人，不是战争的人，他不屈不挠地、寸步不让地保卫自己的权利，但不善于进攻；他节俭，吝啬，把一切都看作买卖，像骑士一样与一切遭遇的人进行较量，但他的武器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