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九章（第3/8页）

“我考虑一下怎么办。”罗特希尔德说。“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这次谈话后过了三天，我在林荫道上遇见罗特希尔德。

“顺便提一下，”他叫住了我，说道，“我昨天跟基谢廖夫10谈了您的事。请您原谅，我得跟您直说，他对您的看法很不好，恐怕他不会为您做什么。”

“您与他常见面吗？”

“有时见面，在晚会上。”

“那么请您费心对他说一声，您今天遇见了我，我对他的印象也极坏，但是尽管这样，我并不认为因此掠夺他的母亲是正当的。”

罗特希尔德哈哈大笑；大概从这时起他才猜到我不是俄国王公，开始称我“男爵”；但我想，他这么抬举我，只是为了让我取得与他谈话的必要身份。

第二天他派人找我，我马上去了。他给我看一封给加塞尔的还没署名的信，说道：

“这是我们的信的草稿，请您坐下，仔细看一下，告诉我您是不是满意。如果您希望加上什么或改变什么，我们可以马上照办。现在我得继续办事了，请原谅。”

我先向周围瞧了瞧。那扇不大的门每隔一分钟都会开一下，证券经纪人一个接一个进来，大声报告一下数字，罗特希尔德照旧干他的事，没有抬头，咕哝一声：“对，不对，好，可以，对不起”报告数字的先生便走了。屋子里坐着各种不同的人：一般的资本家，国民议会议员，两三个精疲力竭的旅游者——他们那苍老的面颊上留着时髦的胡子，这是那种经常在矿泉疗养地上喝酒，在宫廷引见的人——贵族世家的末代子孙，那些身体虚弱、萎靡不振的浪荡子弟，他们玩牌玩腻了，又想挤进证券市场来赌博。所有这些人都小声交谈着什么。那位犹太皇帝安详地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披阅文件，在上面写几个字，大概这都涉及几百万，至少几十万的进出。

“嗯，怎么样？”他转过脸来问我，“满意吗？”

“完全满意。”我回答。

信写得很好，斩钉截铁，语气强硬，完全像一个政权对另一个政权的谈判。他对加塞尔说，必须立即约见涅谢利罗德和财政大臣，向他们指出，罗特希尔德不想知道票据属于谁，他买下了它们，要求付款，或提出明确的合法的理由，说明为什么拒绝付款；如果停付，他就得将此事提交法律顾问研究处理，因此希望他们郑重考虑拒绝的后果，尤其是在俄国政府正设法通过他签订新的贷款协定时这意味着什么。罗特希尔德最后说，如果继续拖延，他不得不在报上公布这事，让其他资本家有所警惕。他建议加塞尔向涅谢利罗德出示此信……

“我很高兴……但是，”他说，把笔举在手中，露出坦率的神色望着我的眼睛，“亲爱的男爵，归根结底，这封信可能使我和俄国闹翻，难道您以为我会为五厘的佣金便在信上签字吗？”

我没有作声。

“首先，”他继续道，“加塞尔要花钱，在贵国是什么都得花钱的——这一切当然都得由您负担，除此以外……您愿意给多少？”

“我认为，”我说，“这应该由您提出，我只是同意而已。”

“那么百分之五怎么样？这不算多。”

“让我考虑一下……”

我只是想算一算账。

“您考虑吧……不过，”他露出靡非斯特菲勒斯的嘲笑，又道，“您可以不花钱办成这事，因为您母亲的权利是不容否定的，她是符腾堡公国11的臣民，您不妨向斯图加特提出申诉，它的外交大臣势必出面维护她的权利，迫使俄国付款。老实说，我但愿能摆脱这件麻烦事呢。”

这时有人来了。我离开那儿，走进了大办公厅，心里对他的目光和问题中流露的原始的纯朴色彩不免觉得惊讶。如果他要求百分之十或十五，当时我也只得答应。他的帮助对我是必不可少的，他明白这一点，因此才拿那个早已俄国化的符腾堡公国来捉弄我。然而我们不能不受与生俱来的政治经济学观念的支配，哪怕马车夫为某段路程只要二十戈比，我们仍得还个价，只给他十五戈比；我自然也得照此行事，因此没有任何根据便对舒姆贝格12说，我认为应该减少百分之一。舒姆贝格答应转告，请我过半小时再去。

半小时后，我又来到拉斐特街上金融大王的冬宫，走上楼梯时，尼古拉皇上的那位对手正好下楼。

“舒姆贝格对我讲过了，”金融大王露出仁慈的笑容对我说，一边庄重地伸出了尊贵的手，“信已由我签字发出。您会看到，他们怎么改变态度，我只让他们明白，跟我是不能开玩笑的。”

我想：“但不是为了五厘佣金。”除了感恩戴德，我真应该跪下去向他宣誓效忠才好，不过我只是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