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波兰的流亡者（第8/11页）

“站在这里，我尽管有不幸的肺部，我的生命可以延长一倍。”

我握住他的双手。

“沃尔采尔，”我对他说，“住在我家中吧，我可以分一间屋子给您，谁也不会来打扰您，您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您想单独用早饭，单独用午饭都成；您可以安心休息一两个月……不致受到不断的干扰，以便让精神得到恢复，我是作为朋友，作为您的兄弟劝您的！”

“谢谢您，我全心全意感激您；我愿意马上接受您的劝告，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这简直不可能……一方面是战争，另一方面，我们的人会以为我抛弃了他们。不，每个人都必须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走到最后一天。”

“好啦，至少目前安静地睡吧。”我对他说，勉强笑了笑。已经没有法子救他了！

……战争临近尾声，尼古拉死了，新的俄罗斯开始了，我们终于活着见到了《巴黎和约》，见到《北极星》和我们在伦敦出版的一切全部售罄。我们开始发行《警钟》，它也受到了欢迎……我与沃尔采尔很少见面，他为我们的成功高兴，尽管内心感到压抑，痛苦，像一个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望着别人的孩子在成长……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这正是沃尔采尔所说的“现在或者永不”，可是他闭上了眼睛……

他临终前三天，切尔涅茨基派人来叫我。沃尔采尔要见我——他已奄奄一息，等待着死亡。我到达时他躺在沙发上，神志不清，接近昏迷状态，脸色蜡黄的，没一丝血色……面颊完全塌陷了，这种情形在他弥留时期曾经几次反复，他已习惯了死。过了一刻钟，沃尔采尔清醒了，声音虚弱，他认出了我，支起身子，半躺在沙发上。

“您看过报纸了？”他问我。

“看过了。”

“您告诉我，纳沙泰尔问题怎么样了40。我什么也不能读。”

我讲给他听，他全都听清了，也全都理解。

“啊，多么想睡哟，现在请您离开我，您在这儿我不能睡，可是睡眠能使我轻松一些。”

第二天他好了一些。他想对我讲什么……两次开了个头，又停止了……直到单独与我在一起时，这个弥留的人才把我叫到身边，用无力的手握住我的手，说道：

“您是完全正确的……您不知道您多么正确……这一直压在我心头，我必须告诉您。”

“不必再谈这些了。”

“走您自己的路吧。”他抬起头，那对垂死的、但是明亮的、闪闪发光的眼睛望着我。他不能再说其余的话。我吻了他的嘴唇——这做得很对，以后我们就永别了。晚上他起床走到另一间屋里，与老板娘一起喝了一点掺温水的杜松子酒，这是一个单纯的、好心的女人，把沃尔采尔当作神一般尊敬，认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喝完酒，他又回卧室睡了。第二天早上，扎皮茨基和老板娘来问他，要不要吃点什么。他请他们生了火，让他再睡一会儿。火生着了，沃尔采尔却没有醒来。

我去时，他已死了。他那消瘦不堪的脸和身体用一块白被单覆盖着，我望着他，与他告别后，便去找雕刻师的助手，要为他拓一个石膏面型。

我与他的最后会见，他经历的巨大痛苦，我已在别处讲过了。41现在我只想再给它增加可怕的一笔。

沃尔采尔从不谈起自己的家庭。有一次他为我找一封信，在桌上翻了半天，又打开抽屉。那儿放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保养得很好的年轻人，留着军官的小胡子。

“这也是波兰的爱国者吧？”我说，主要是开玩笑，而不是询问。

“这……”沃尔采尔赶紧从我手中取下了照片，望着旁边说道，“这……这是我的儿子。”

后来我知道，他是华沙的俄国官员。

他的女儿嫁给一个伯爵，过得相当阔绰，但不认识自己的父亲。

临终前两天，他向马志尼口授自己的遗嘱——对波兰的遗言，向它致敬，向朋友们问候……

“现在都做完了。”垂死者说。马志尼没有放下笔。

“您再想想，”他说，“现在您是不是希望……”

沃尔采尔没有开口。

“您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对什么人说？”

沃尔采尔明白了，脸上布满一层阴影，他答道：

“我对他们没什么说的。”

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比这句简单的话更可怕、更严厉的诅咒。

随着沃尔采尔的去世，伦敦波兰流亡者中的民主派变得无足轻重了。它是靠他的正直和威望维持的。一般说来，急进派分裂之后几乎总会互相仇视。一年一度的大会分崩离析，人数少得可怜，已无人注意……它只是例行公事式的先人祭42，追思老的和新的亡灵，正如一切安灵弥撒一样，无非是祝祷死者的复活和来世的永生——祝祷波拿巴的再度来临43和“波兰共和国”的新生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