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断片（1865—1868） 第二章（第5/8页）

政府看到的只是金钱，傻瓜们却看到了另一种东西：在自由国家内教会的美国式自由权。现在用美国的砝码来衡量欧洲的一切设施，已成了时髦的玩意儿。佩尔西尼公爵33便在第二帝国和当今的第一共和国之间发现了惊人的相似之点。

然而不论里卡索利和希阿洛亚如何狡猾，议会（尽管它的成员极其庞杂，又大多庸碌无能）终于发觉，这局牌有舞弊行为，而且舞弊是背着它干的。34银行家充当了导演，企图收买意大利议员，但这是在2月，议会休会了。那不勒斯出现了流言蜚语，威尼斯人在马利布兰剧场集会，要提出抗议。里卡索利下令封闭剧场，派了门岗。毫无疑问，一切可能出现的失策中，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威尼斯刚得到解放，它想行使自己的反对权，却遭到了警察的阻挠。为国王举行庆祝会，给伟大的司令拉马尔莫拉献花，这都没什么。甚至威尼斯人如果想为奥地利大公开会祝福，也会获得批准。但是马利布兰剧场的集会其实毫无危险可言。

议会惊醒了，要求解释。里卡索利回答得傲慢不逊，那口气完全像蓝胡子拉乌尔的末代子孙，中世纪的伯爵和领主。议会本来“相信内阁并不想限制集会权”，因此希望按程序进行讨论。但拉乌尔对他的“教会自由权”法案，那个他自己毫不怀疑的法案，竟在议会委员会中遭到怀疑，已十分恼火，于是宣称，他不能接受提出的议事日程。生气的议会否决了他的意见。这种肆无忌惮的做法使他在第二天把会议延期，第三天又解散了议会，第四天他还想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但是据说，恰尔第尼35对国王说，恐怕不能依靠军队。

有不少例子说明，政府犯了错误，总想为它所做的错事寻找有效的借口，或者掩盖这种错误，但是这些先生找到的只是最愚蠢的借口，它们只能证明他们的失败。如果政府沿着这条路一意孤行，它便可能垮台。可以指望和依靠的只是多少符合理性的东西；不顾理性可以造成漫无止境的灾难，尽管不论在任何场合，几乎总有恰尔第尼这样的人，在危险的时刻，给忘乎所以的头脑浇上一桶冷水。

如果意大利习惯于这种统治方式，心安理得，不以为意，那么它必然受到惩罚。对于阅历不如法国人的民族，这种谎言、假话和没有内容的空话组成的幻觉世界，是难以接受的。在法国，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但从表面和外形上看，一切又无不具备；它像回到了童年时代的老人，陶醉在玩具中，有时虽也发现，它的马是木制的，但仍宁可沉迷在幻觉中。意大利不能容忍这种中国皮影戏，这种月光似的独立（它的光线四分之三来自杜伊勒里宫的太阳），这种被鄙视和被憎恨的教会（人们把它当作昏聩的老太婆一般侍奉着，但愿它快点死去）。代议制的土豆泥和议会的夸夸其谈，不能给意大利人带来健康的体魄。这些骗人的食物和不真实的斗争只能使他们营养不良，头脑不清。可是别的又什么也没有。怎么办？出路在哪里？我不知道，也许只能是在罗马宣布意大利的统一之后，接着又宣布它分裂为独立的、各自为政的、彼此不相为谋的各个部分。如果它蕴藏着活力，那么化整为零，形成十来个富有生机的中心，说不定能使它得到更好的发展；这也是完全符合意大利的精神的。

……我正沉浸在这种遐想中，忽然看到了基内36的小册子《法国和德国》，我高兴极了，这倒不是我特别信仰这位著名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尽管我非常敬重他本人，但我之高兴不是为了自己。

从前在彼得堡的时候，一个以幽默著称的朋友在我的桌上看到了柏林人米什莱的一本“谈灵魂不灭”的书37，给我留了下面这么一张便条：“亲爱的朋友，请你在读完这本书以后，务必扼要地告诉我，灵魂究竟是不是不灭的。我无所谓，但是为了安慰我的亲属们，我想知道这一点。”我现在也是这样，我看到基内的书之所以高兴是为了我的亲属们。尽管直到现在，我们的朋友中还有许多人对欧洲的权威采取傲慢的态度，但对他们的话还是比对我们自己人的话更相信。因此我总是尽可能把自己的思想置于欧洲保姆的庇护下。我借重蒲鲁东的话说，等在法国门外的不是喀提利纳，而是死亡；我拉住斯图亚特·穆勒的衣裾，反复申说英国的中国化问题。现在我也很满意，我可以拉住基内的手说：“这是我尊敬的朋友基内在1867年关于拉丁欧洲讲的话，也是我就整个1847年及以后各年的它所讲的话。”

基内怀着恐惧和忧郁看到法国的没落，它的头脑的衰老，它的逐步退化。他不了解原因，只得在法国背离1789年的原则和失去政治自由中寻找根源，因此在他的字里行间，从忧郁中流露出一种内心的希望：依靠实现真正的议会制度和伟大的革命原则恢复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