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11/17页）

罗莎是一位严肃的母亲，痛苦地生活在这个反叛的艺术家世界。她总是奔走在厨房和住房之间，片刻不停地用浅色的卡尔斯巴德[89]小锅煮咖啡，往面包片上抹黄油，因为总有某个女儿下课回家或要去上课。她总在收拾家里摊得满天满地、无法下脚的东西，六个女儿只专注于音乐和爱情。毫无疑问，她用自己的方式投身到马不停蹄、疾风暴雨般的创作之中，生了七个孩子。她认为丈夫的那些画作和剧本毫无价值，没有哪个艺术收藏家乐意花钱买他的画。罗莎恼火地收拾家人乱扔的东西、钱和衣裳，还有丈夫用光了的颜料管、用秃了的油画笔，收拾所有的垃圾……在这个音乐四起、喧嚣震耳、忘我创作的家庭里，罗莎是保护神、组织者和收藏者，是这个家庭卑微、忧虑的尘世良心。该吃晚饭了，一家人从忘我的音乐中醒来，目光重新投向凡尘；罗莎和玛丽出现在门口，将摆放了黄油面包、淡咖啡和冷肉片的盘子放到道具桌上，像是一曲悲剧大合唱，她俩开始议论外面的小道消息。他们就这样活着；如果他们还没有死，现在也会这样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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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有着德国的姓氏，他的老家位于现在的萨克森州。有史料证明，家族的祖先曾为萨克森选帝侯效力，在国家铸币厂工作，几百年来世代锻造萨克森铜币；他们都是铸币工匠。后来，他们受雇于哈布斯堡王朝，在很短时间里富裕起来。我的曾祖父搬到了巴奇卡[90]，哈布斯堡王朝将他们信任的外族人迁居到那儿，特别是托伦塔尔和巴奇—博德罗格州。他出任国库顾问，是一位富豪，是王室财产负责人。他住在松博尔市[91]，去世后也葬在那里，安息在松博尔大教堂的地宫内。讣告中说：“祖国的不幸处境加重了他的肠道疾病，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讣告里出现了匈牙利语；他死于1849年，在大革命[92]期间，这位哈布斯堡王朝的老臣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匈牙利人一边。有一段时间，他的儿子们不能使用家族古老的德国姓氏。曾祖父的遗产在人们的手中挥霍殆尽；巴奇卡的那一支很快败落消亡。留下来的一支居住在马拉穆列什[93]，在矿区任职，当小公务员，他们是我的直系祖先。

我的曾祖母是欧尔萨格家族的女儿，她的家族几百年来始终都跟匈牙利人通婚。他们全家都是公务员，有法理学家、政府职员和军官。其中一位名叫日嘎，曾在近卫军中服役；穿着潇洒的白披风，蓄着匈牙利式翘胡子；这就是银版摄影技术为他留下的影像。我性格中的柔情与不安来自我母亲的家族，中和了我父亲祖先公务员的刻板和骨子里的尊傲。在我父亲的家族里，没有谁逃离过军队，没有哪个中学生放弃人文科学去当屠夫，从来没有人热衷于社会主义，就连像马伽什大伯父那样以理想主义的谨慎方式也没有。父亲的祖先都是自闭、沉静、古怪的人；所有人都有点像退隐者，尽可能避开他们所属阶层的公众生活，在职业上不求进取，宅居在家，家庭观念非常强。他们都是孤傲之人。日嘎，这位近卫军官有一次出门远游，搭乘邮车走遍了整个国家，造访了散居各地、当时还健在的所有家族成员，并用袖珍的字母、事无巨细地将一路见闻如实写到了日记里，详细之至，让我觉得根本不像是一位军官写的，更像出自公务员之手。他去了巴奇卡、布达、泰迈什瓦尔、卡萨和马拉穆列什岛，见到了上帝的儿子们。日嘎变成了好奇者，无论听到什么或看到什么，都事无巨细地写进日记，记录下平静生活的所有与众不同之处，他寻觅爱情，不但找了，而且找到了。我非常喜欢读日嘎的日记，这些“公务员”以退隐、慎独的方式过着情感丰富的生活；每个人都揣着某些多愁善感的秘密，日嘎不仅探究到了，并且用宽谅的词句记录下来。家族从哈布斯堡王朝那里获得了名衔和财产，但是在留下来的书信里，记录下一种特别的情绪；在1849年他们曾经藏匿过难民和外族家庭，站在匈牙利人的立场上。我有一位祖辈，名叫安陶，他在1849年9月6日从塔卡尔[94]写给弟弟的信中说：“久尔盖伊·奥图尔大将军[95]放下了武器，在维拉古什城堡[96]向俄国军队投降。我儿山多尔在经受了战俘营的折磨之后，随他的国防军战友们一起心情沉痛地返回家乡，万念俱灰……我儿托尼在费尔南德骑兵团服役，在医院里丧生，这令我悲痛欲绝……听说我儿佩皮也死了。在这样悲惨的情势下，我也一贫如洗，度日艰难。假如我突然去世了，他们都没钱给我下葬……假如去年德国军队没有抢走我的葡萄酒，情况并不会这么糟……哥萨克人和俄罗斯人每天都在这里打来打去，最后所剩无几的一点财产也被掠夺殆尽，今年的收入已经预先支出……”这信看起来像是一位“新兴地主”写的；这位安陶为匈牙利自由革命献出了三个儿子和所有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