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14/17页）

作为“校长”，他在我的第一本记分册上签了字，字体又圆又胖；他送我到门口，微笑着说，现在他是法定的“尊贵的先生”，因为在古代世界，这个头衔只能用在艾尔代伊大公和大学校长头上；他跟我友好地交谈，询问我家的情况；但是随后，他好像忘了我是谁，转身回到写字台前，喝掉剩下的啤酒，挥了挥手让我离开。出于勤奋，我努力听了他几堂课，但是到了第一学年末，我厌倦了法律，转到了文学院，没再听过他的课；没过多久，我离开那所学校，后来在国外大学毕业。从那之后，我十几年没再见过他。退休之后，他住在多瑙河边，住在一个度假区，黎明起床，八十多岁高龄还在多瑙河里游泳；他从早到晚都在房间里工作，胳膊支在站立式的办公桌上。他的弟子和追随者们为他出版著作；八十岁大寿时，他们在佩斯的音乐堂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典。他的同事、学生、全国著名的律师和法官们都来了，司法部长也亲自出席。人们白白等了许久：他派人给部长送来一封信，感谢大家为他祝寿，请大家原谅他不能出席，可是他“不能允许自己的生命因为这种事情变短”。他对生命格外珍惜，最后的精力全用于工作，他的实际生命要比普通人长许多。他的生命产生于某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始力量。

毫无疑问，跟普通人相比，这种人是由另外一种更加坚韧、刚强的材料造成的。从他们手中，我获得了赖以远行的精神食粮；从他们身上，我继承了作为他们生命一部分的坚韧和耐力，并以此为生。

9

每隔一个星期天，茹莉表姑就来布达的寄宿学校接我，我们一起去岛上吃午饭。茹莉表姑写长篇小说，并且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她在巴黎生活过很长时间，后来住在卢瓦尔河畔的一座城堡里；穿着、气质、见识，无不显示出她拥有值得骄傲的家庭背景。她父亲是匈牙利最后的七执政官之一，她的母亲路易丝是我祖父的姐姐，温柔贤淑，头上总包着方头巾。茹莉表姑嫁给了一个罗马尼亚人，但是家里谁都没见过她的丈夫。他们在布加勒斯特住过一段时间，经常出入宫廷。茹莉表姑总在讲故事；她天生就是个讲故事的人。她讲“她的东巴黎[101]”，讲生活跌宕、酷爱艺术的罗马尼亚王后，讲巴黎与文学。我望眼欲穿地盼望星期天，因为茹莉跟文学家很熟，认识霍伊希·帕尔[102]和裴卡尔·久拉[103]，她还在日报上发表短篇小说。她丈夫很早就去世了，他们只在一起生活了很短一段时间。茹莉表姑不懂“青少年教育”，但她本能地敲开了我的心扉，她像跟成年人一样地与我交谈，跟我谈生活和文学。星期天郊游，她带我走进陌生的世界。我们在一起时，估计茹莉表姑感到很乏味，想来她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结识许多著名的作家；她总是“在脑子里已编好了”好几部小说，“就差写到纸上了”；她跟罗马尼亚王后会晤过多次。总之，她属于另外一个世界，不仅是成年人的世界，还有爱情与世袭特权的世界。她的穿着打扮非常时髦，戴圆顶帽子，穿沙沙作响的绸缎衣裳，好像是去参加舞会；我们就这样去岛上，从那里搭船到勃拉洛什广场，去茹莉表姑位于梅斯特尔大街的公寓，在那里留下了各种各样的“记忆”。她对家族非常依恋，屋里摆满了老照片、旧书信和上百年的家族纪念品。她也像对待祖传器皿或家族旧物那样精心地呵护我。茹莉表姑是我们家的秘密珍藏者、女作家和一部小说的女主人公，既是家族成员，又是无可非议的陌生人……她住的那两个小房间，位于一栋公寓楼的二层，空间相当狭小；但是即便如此，她周围的一切仍显得华贵惊艳，她的每样东西、每件衣服、每件家具、每副手套、每顶帽子全经过精挑细选，引领时尚，她在每句话里都会不厌其烦地掺进法语词！……她总是在路上，总在制订计划，写长篇或短篇小说，出席晚会，准备去巴黎——对我来说，她简直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通灵之物！除此之外，在她身上还有某种不容摧毁的东西，某种内源的，即使后来变得贫困、孤独、失望也无法假造的光焰。茹莉表姑是一位真正的女性，是“世纪末”的杰作，是罕见的流星。

后来，在我的同时代人中，我再没遇见过这样的女性。想到茹莉表姑，我不得不承认，上世纪的女性是另一种女性——我只认识几位歌舞女，可爱、有才华、肤浅或渊博、脾气温和或略带邪恶的歌舞女郎。她们有的时候学化学，有的时候生孩子喂奶，有的时候调情，有的时候恋爱，她们活得大都比上世纪的女人“更健康”，但是即便如此，她们在骨子里仍是歌舞女郎；她们不是茹莉表姑那种能够让我难过、让我留恋的另类女性。在茹莉身上，我能感到某种沉静的、本能的，并不浪漫的女性忠诚，这种忠诚，我在战后的女人身上再也找不到了。她动荡不安、经风历雨的大手笔人生，却是用最简单、最率真的方式实现的。这位女作家要比战后那些出入编辑部的“名媛们”更纯洁，更真诚。她教我喜欢上法国人——她并非刻意、无意之中带我走向拉丁世界；是她让我开始揣测，在我生长其中的迷宫之外，还存在一个更逻辑、更简单、更公正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