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4/19页）

两星期后，罗拉出院回到旅店。这两个星期，我们结识了几张新面孔，结交了几位好朋友，后来，他们陪伴我们走过了生活的一个阶段。罗拉的身体非常虚弱，惶恐不安。不管怎么说，在巴黎终于“发生了什么”。仿佛我们之所以来到巴黎，就是为了让罗拉生一场大病，动一次手术，现在，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挺了过来。经过那段收获不小的巴黎历险，我们可以离开那里了。于是，我们满心伤感、浑身哆嗦地开始收拾行囊。我们看到了巴黎，并且经历了什么……在一个冬季的清晨，我们上路了，朝着意大利，朝着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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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声不响地在充满敌意和紧张的情绪中旅行。我们顶着烈日，沿着法国的蔚蓝海岸走了好几天。在尼斯度假的都是英国人，我们在他们中间穷得自惭形秽，兜里仅有的几个克拉伊卡，我们也不假思索地当作闲钱输在了蒙特卡洛[240]；我们几乎身无分文地跨过意大利边境。在那些天里，罗拉对自然风光漠然无视，要知道她刚从一次巨大历险中幸存归来。我们离家乡越来越近，我开始感到惊慌不安。我们计划在佛罗伦萨逗留几日，然后启程回家。“家”——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宽泛、松散、不确定的概念！——指维也纳、佩斯或考绍……我们怯懦地安慰自己，我们的家人肯定能为我在维也纳或佩斯找到一份“职业”；事实上，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以后该拿我怎么办，他们暗中为我们的婚姻能“维持至今”惊诧不已。我们自己也为此感到意外。那几个星期，我们的“婚姻”出现了一些问题。罗拉总是通过手柄式的单片眼镜看周围的世界，就像一个死而复活的人，不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做长期存活的打算，用观望的态度审视我和我们途经的国家，并无抵触地接受眼前的风景与一路体验——假如这时候我向她建议，我们去日本并在那里开始“新生活”，很可能她会跟我去。但是，我们在巴黎逗留的那段时光和现在伤残、沮丧的蹒跚回乡，恰让我感到十分奇妙……我从四面八方都嗅到了危险，心里揣满了疑惑不安的担忧。我感觉罗拉的患病是一种个体的伤害与出卖。她想死，我通过这一切感觉到的只是，我们进入了危险地带，在我们周围隐患四伏。毫无疑问，我非常同情她，但与此同时我并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体验”？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在热那亚[241]第一次“发作”。我一反常态，不再温顺，我向她表示，我不再固守我们的共同生活，换句话说，“顺其自然”吧。我并不知道，恰恰这种“顺其自然”永远不会发生。我们计划在佛罗伦萨睡足了之后去维也纳，在那里我们有的是时间决定我们今后的命运。我们两个都筋疲力尽；我们的“婚姻”，在巴黎逗留的日子，还有在蒙马特疗养院的那一段小小、浪漫、生死攸关的郊游，这一切都让我们受够了；我们由激情变得麻木，神情惊愕地面面相觑。我从来就不适合让别人在我身上搭建他们的生活，尤其在那段时间里，更不适合；我的一言一行都暗藏着背叛，我时刻做着逃跑计划，准备逃离这个虽然世俗却也奇妙的“终身监禁地”卡宴[242]……我们就这样抵达了佛罗伦萨。

城里正在闹瘟疫，冰雨飘落。家庭旅店里，老妇们整日手捧装满炭火的陶罐在大理石铺地的厅堂里穿来走去，街上寒风呼啸，人待在屋里也会感冒发烧。我们实在太想休息了，想睡上一觉，换一身衣裳。我们已经没钱继续旅行了，意大利的银行代理忘了通知我们汇款已到。一天上午，罗拉跑到托纳布奥尼大街一家意大利大银行的支行去碰运气，她跟一名职员软磨硬泡，在国外业务记账簿里找到一笔寄到我们住址的汇款；无须出示护照或任何证明，她就在支行业务员欣慰的祝福下取钱后离开……这全都归功于她的个人魅力、率直与自信。现在我们可以旅行了。那段时间，我对博物馆颇为不屑，我用布尔什维克式的口吻喋喋不休地说，“我只对生活感兴趣”。在托斯卡纳的冬季，我们冻得浑身发抖，无情的严寒让人绝难想得到妩媚的城市之光和气味。我们正准备收拾行李离开，罗拉染上了重感冒，并有折磨人的并发症，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额窦炎”，高烧不退，在床上又躺了三个星期，我们有机会在亚诺河畔的旅店里用炭火罐取暖……急救车一天到晚在城里疾驰；狭窄街巷的拐角处，瘟疫车的笛声长鸣不断，从各个角落搜集发烧病人。直到今天，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我一听到这刺耳的鸣笛，就必定无疑地回想起佛罗伦萨的那个冬季；我在某种夸大了的薄伽丘小说的氛围中熬过几个星期，书名为《佛罗伦萨的瘟疫》，头上顶着死亡的凶兆。我们到达佛罗伦萨的第三个星期，罗拉痊愈了，她逃亡般地拔腿回家，仿佛是被暴风雨卷走，既遭到了别样的掠夺，也收到了别样的厚礼。在佛罗伦萨火车站我伫立了很久，望着载她回乡的列车徐徐远去，我惶惑地盯着列车消失的方向，不知道自己更希望什么：希望她回来，还是就此分手？我们是继续活下去，还是死掉算了？自从我们相遇之后，我们生活在怎样邪恶的凶兆下？我们还很年轻，我们本可以分手的。不管怎么说，我独自留在了佛罗伦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