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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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记性不好。某个时期、某个人的相貌以及与他的相识相交，都像细沙一样从我记忆的筛网里不留痕迹地漏了出去，我只对那些排成重要而松散队列的“事件矩阵”留有记忆。在这个矩阵里，就像凝冻在古代松香里的昆虫，凝冻了一个个故人栩栩如生的象征性生命。在我的记忆中，被我抛弃的人对我而言，就跟那些活在我记忆中的死者相仿。我是个忘恩负义的记忆者。总有一个又一个人从混沌中显现，周围堆积着记忆的烟霭，如海藻一般；因此，我必须清除那些随旧日潮汐卷来、早将重要记忆掩埋的垃圾。关于我在青年时代生活在国外的那最初几年，大概我能列出上百个名字，有男有女，他们都扮演过“角色”——那时候我很喜欢他们，他们有时会在我的生活中扮演“决定性的”重要角色。他们中间有的人，曾跟我你死我活地打过架；今天，或许我能记起打架的场景，但已经说不出他们的名字。在那段时期，我结识了许多女人；其中包括跟我一起逃离法兰克福的那一位，但我已经连她的名字都记不得了。在我出国的早期，只有一个人活在我的记忆里，那就是女伯爵。后来，汉斯·埃里希就像一个影子，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在我们之间有过什么东西悬而未决，可能是种族差别，可能是畸形情感，我不知道。他也跟着我来到柏林。

法兰克福历险的女主人公留在了我的记忆之外，她在我记忆的堤坝上栽倒了。我没能爱上她，甚至对她不感兴趣。她大概是一位多愁善感、傲慢自负的女人，身材很高，头发金黄。在柏林，我把她安置在一个家庭旅馆里，后来就把她忘掉了。有一段时间，我给她写信或打电话，后来就胆怯地退缩了。她是突然与谁邂逅，还是返回了法兰克福？我不知道。我想不起她的名字，记不得她的眼睛和声调，只记得她的姿态，骄傲的相貌和修长、白皙的大腿。一段青年时代的爱情记忆，就这样由大腿、胳膊和动作组成。当面孔也浮现在肢体之间，说明青春期结束，男人期开始。

我在布吕切尔大街，在火车站对面的一栋红砖楼里租下一套公寓。火车站设在一座凌空高架、空空作响的铁路桥上，那栋居民楼让我联想到希特风格的匣子式建筑。楼里没有电灯照明系统。在木楼梯上每走一步，都会发出咯吱的声响；大多数住户都在黎明回家。那是一栋无产者聚居的公寓楼，住满了房客，房客们大都过着由柏林垃圾组成的夜生活。住在楼里的有跑堂、舞女和娼妓。我第一天去看房，就当即感到了神奇的本能。我本可以住到几条街之外，住到条件良好、我有能力支付的西部公寓小区里。但在第一时间，我就出于本能决定住到这里，住到点油灯、讲方言、每个人在别人眼里都有些鬼祟的柏林老区，午夜，警车刺耳的鸣笛在街巷里回荡。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我要在这里寻找的并不是大城市的地下浪漫，而是新奇。我寻找人的温暖、亲近和某种真实性。我痛苦于孤独，痛苦于那种造作的伪文化的孤独，那种孤独在我的成长期和后来不同寻常的法兰克福时期，都像某种特殊的氛围包绕着我，就像从原始物质上脱落的迈泰奥拉[204]。

在我周围漂满了浮冰状的孤独。这要比焦虑的孤独更严重：发自我的内心、我的本质、我的记忆。作家绝望的孤独，已经成为了生活态度。我“亲近过的”那些人，都处于同一个文化培养基内，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事业上前进或坠落，只相互发出光的讯号。在法兰克福，我们踮着脚尖走路，口齿不清、煞有介事地谈论玛丽·魏格曼[205]的舞蹈或共产主义。那一切都很有趣，令人眼界洞开，我自己也慢慢显得博学。空气里塞满了口号。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唯美主义者和哥特雕塑收藏者教会了我相似的口号，但是与此同时我意识到，我对现实一无所知。我觉得，我的脚必须踏回到地上。我必须凭自己的能力，以自己的方式获取经验。现实可以说无处不在，同时发生：无论是在书籍里，还是沙龙里，都跟在妓女们身上，在与我一同夜饮啤酒的健硕士兵们身上，跟在斯泰提纳·班霍夫街区我的房东们身上，跟在那些由于我递上一张印有威廉大街地址的名片而邀请我作为“外国媒体”成员晚上去赴啤酒宴的新任魏玛部长们身上没什么两样。我惶恐而决然地投身到洪水之中，以再自然不过的举止投身到女人的石榴裙下。我认为，她们跟这座城市的关系最为贴近。但是托马斯·曼和文学，通常来讲要比这个或那个女人对现实的了解多得多。在我看来，“现实”就像一篇不应该跳过又没完没了的“课文”，一开始读，就差不多要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