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社会组织：上限未定（第9/11页）

公元前1200年：安阳，50 000人（我的估计），0.47分。参见“公元前1100年”一段。三星堆有围墙的定居区面积也许能达到350公顷，人口也许能与安阳匹敌，但我们对三星堆仍然知之甚少。

公元前1300年：郑州，35 000人（我的估计），0.33分。郑州的二里岗遗址，大约兴建于公元前1600年，通常被认为是商朝早期的一个都城。有围墙的定居区面积有300公顷，但还有一堵更大的外围墙包围了总计达1300公顷的区域。像安阳（参见“公元前1100年”一段）一样，想准确估计其人口有两大难点：第一，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定义“城市”；第二，如何，计算城市内的人口密度。我只好又一次在最狭义的定义（城墙之内的核心区域人口不到15 000人）和极广义的定义（多达50 000人）之间取中了。郑州似乎比公元前13~前11世纪的安阳要小得多；我估计的数字为35 000，将使其规模相当于同时代的巴比伦和底比斯的一半。

公元前1400年：郑州，35 000人（我的估计），0.33分。参见“公元前1300年”一段。在缺乏详细的考古证据的情况下，我对公元前16~前14世纪的郑州提出同样的数字。

公元前1500年：郑州，35 000人（我的估计），0.33分。参见“公元前1400年”和“公元前1300年”两段。

公元前1750年：二里头，24 000人，0.22分。二里头比公元前1500~前500年的遗址得到了好得多的探索。二里头三期的面积大致达到了300公顷。 24 000人这个估计数字——即使刘莉认为只是作为从18 000~30 000人的一系列估计数字的取中点提出的——可能仍然是东方最可靠的史前人口统计学数据了。24 000人这个数据意味着大约每公顷80人，按照巴比伦等同时代的西方城市的标准来看，人口密度算是低的，但与史前其他中国定居点比，仍相对较高。

公元前2000年：酆城南水，11 000人（我的估计），0.1分。这个定居点面积似乎达到了230公顷，但发掘得仍然非常不足。我猜测人口密度人较低，大约每公顷50人。

公元前2250年：陶寺、两城镇、尧王城，14 000人（我的估计），0.13分。陶寺在其全盛时期，面积达到280公顷，我猜测人口密度为每公顷50人。刘莉也说龙山文化时期最大的酋邦可能有10 000多名成员，这也许意味着对陶寺的人口密度，我们应当采用较低的数字（甚至即使以史前中国定居点的标准来看，陶寺的出土物实际上极其分散）。新近的研究表明，两城镇和尧王城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下半期，面积甚至比陶寺还要大，分别达到了272.5公顷和367.5公顷。

公元前2500年：陶寺、两城镇、尧王城，10 000人，0.09分。公元前2500年的陶寺显然比其后来的巅峰时期要小，但我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估计数字。参见“公元前2250年”一段。

公元前3000年：大地湾，5 000人（我的估计），0.05分。该定居点的面积大约为100公顷，我猜测人口密度在每公顷50人左右。

公元前3500年：西坡，2 000人（我的估计），0.02分。该定居点的面积大约为40公顷，我猜测人口密度在每公顷50人左右。

公元前4000年：没有任何定居点面积大到能供养1 000人，故而得分为最低分（0.01分）。公元前4000年时，姜寨的面积为5公顷，刘莉计算的人口密度为每公顷44~63人，意味着该定居点只有220~315人。彼得森（Peterson）和谢拉赫（Shelach）为该遗址的人口设计了一个有趣的动态模型，所产生的数字要稍高一些，但也仅仅是400人左右。公元前6000年时，贾湖的面积也是大约5公顷，人口密度也非常低。从公元前第7个至公元前第5个千年，似乎再没有面积能超过2公顷的考古遗址了。

多少人才够

间接度量

自我们有文献资料起（西方始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东方始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晚期），直到公元20世纪，在所有时间点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都是行政中心。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端起，孟菲斯是埃及的都城，而安阳是商朝的都城；到了19世纪，伦敦是大英帝国的首都，而北京是大清帝国的首都。如果我们将时间回溯到孟菲斯和安阳之前，有一定数量的证据表明，西方的乌鲁克和东方的郑州（也可能是二里头），也是更早期国家的都城。

这个现象似乎证明了选择城市规模作为社会组织的间接度量手段的正确性。在大部分时间里，一个地区最大城市的规模就是衡量其政治组织职能的尺度之一。在以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曾经提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希腊世界的情况正是如此，现在我要将这一论点扩展到整个前现代历史。只是到了20世纪，经济力量才压倒政治力量，以致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首都华盛顿在2000年未能跻身于世界最大城市的前30名；而东方最强大国家的首都北京，只排在第24位。在此前的全部历史中，城市规模都是社会组织的非常直接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