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第14/16页）

第二，游击夺权须出城下乡，离开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传统势力所在的都市及工业中心，转入内地农村地区。更精确地说，游击战最理想的地点，就是在树丛中、深山上、森林里，并进占远离人烟、杳无人迹的边远地区。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攻占城市，必先以农村包围城市。从欧洲抵抗运动的观点来看，要在都市起事（例如1944年夏的巴黎暴动，以及1945年春的米兰暴动），还得等战争结束，至少也得等到自己这一地区的战事停止后才有可能。1944年华沙事件，就是都市起义时机未成熟的写照，不少起义者的弹夹里，通共只有一发子弹，一时声势虽然浩大，最后仍归徒然。简单地说，对大多数的人口而言，甚至在革命国家里，由游击到革命之路既远又长。这条路往往意味着长时间的等待，什么事也不能做，直到变革由他处而来。在抵抗运动里，真正能发挥效果的斗士，以及他们所能动员的一切组织及力量，无疑只是极少数。

即便在他们掌握的地区，游击组织也必须有群众做后盾方可发挥作用。何况在长期冲突对抗当中，游击力量需从当地大批地招兵买马添补帮手。因此，（比如在中国）原本由工人与知识分子组成的党派，慢慢扩充为由农民出身的士兵组成的军队。但这支由出身于农民的士兵组成的部队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是简单的鱼水关系。在典型的游击区，任何被穷追烂打的非法组织，只要行为收敛一点（照当地的标准而言），乡里人都会予以同情，并且支持他们去对抗入侵的外国部队或政府派来的任何人员。但乡下的地方派系根深蒂固，赢得其中一方的友谊，往往意味着马上得罪另外一方。1927—1928年间，中国共产党曾在农村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却想不通其中道理。他们意外地发现，将某个村子苏维埃化之后，固然可以借着宗族乡亲的好处，一个带一个，建立起一系列的红色根据地。可是相对地，同时却也陷入这些村庄恩怨宿仇的浑水之中——红色根据地的对头，也依样画葫芦建起类似的白色恐怖区。共产党人曾说：“有时候，本来应该是阶级斗争，却反而摇身一变，竟成了东村斗西村。”（Räte-China，1973，pp.45—46）高明的游击革命人士，往往会对付这种诡谲莫测的情况。可是正如南斯拉夫作家暨共产党要人德热拉斯（Milovan Djilas）回忆南斯拉夫游击战时所说，解放一事，极其复杂，绝非只是被压迫人民一致起来对抗外来征服者那般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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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怎么说，共产党现在可说是心满意足了。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西起易北河（Elbe），东到中国海，全都是他们的天下。当年激励他们起来的世界革命，显然在各处大有进展。共产主义势力不再仅限于一个贫弱孤立的苏维埃联盟。环顾四周，在第二波世界革命大潮推动之下，起码已经出现了12个共产党国家，或至少在酝酿之中。而核心正是世上唯一两家无愧其霸权盛名之一的苏联（超级大国之名，早在1944年即已出现）。更有甚者，世界革命的浪潮依然方兴未艾，因为旧有殖民帝国在海外的领地，正纷纷瓦解争取独立。种种情势之下，共产主义革命岂不大有可为，更上一层楼？再看看各国的资产阶级，它们自己岂不也都为资本主义的前途担忧？至少在欧洲地区是如此。法国的实业家在重建工厂之余，岂不也扪心自问，国有化政策或干脆由红军当政，恐怕才能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吧？保守派法国史学家勒鲁瓦·拉杜里（Le Roy Ladurie）后来回忆，当年即深受亲人这种疑惑心情的影响，毅然于1949年加入法国共产党。（Le Roy Ladurie，1982，p.37.）再听听美国商业部副部长于1947年3月向杜鲁门总统提出的报告，他说：欧洲多数国家已经摇摇欲坠，随时就会崩溃瓦解；至于其他国家，也都风雨飘摇，饱受威胁，好不到哪里去。（Loth，1988，p.137.）

这就是当时那些革命儿女的心情，那些地下组织成员走到明处，经过战斗或抵抗运动，或从监狱、集中营走出来，或经过流亡岁月，终于重见天日，进而为国家前途负起责任的男男女女的心情。而此时此刻，他们的国家正在一片废墟里。他们之中，有人可能再次注意到一个事实：推翻资本主义，最容易着手的地方不在其心脏地区，恐怕反而是资本主义最不振或几乎不存在的地方吧。但回过头来，谁又能否认世界大势的确已经戏剧性向左转了？大战方歇，如果说新掌权的共产党领导人有任何忧虑的话，绝不是担心社会主义的前途。他们忧虑的是：如何在有时难免存有敌意的民众当中，重建被战火毁坏的家国；如何在重振国力确保安全之前，对付资本主义势力攻击社会主义阵营的危险。说来矛盾，共产党国家疑惧不定，西方国家也同样不能高枕无忧。第二波世界革命之后全面笼罩世界的冷战，根本就是相互疑惧的结果。东怕西，西怕东，不管谁的恐惧比较有凭据，这一切都是1917年十月革命种下的果，同属十月革命以来的一个大时代。然而，这个时代，其实已经步入尾声，只不过它还要再花上40年的时间方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