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第4/16页）

更精彩的在后头：革命之于俄国，恰如水到渠成，彼得格勒的民众竟然立刻宣称，沙皇的倾覆等于全世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直接到来。而列宁最大的作为，就是扭转了这个无法控制的局面，将群情澎湃的无政府状态一转而为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所利用。

取沙皇政权代之的俄国新政权，并不是一个亲西方的自由宪政政体，更无心与德国作战。当时存在的其实是革命的真空状态：一边是毫无实权的“临时政府”；另一边则是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纷纷成立的“基层群众”性地方会议［亦即苏维埃（Soviet），会议之意[4] ］。这些“基层群众”政治组织握有相当的实权，至少拥有否决大权——可是对于这个权力有何妙用，以及如何使用这个权力，或是应该怎么发挥，却一窍不通。各个不同的革命党派组织也纷纷出现——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有两派：布尔什维克（Bolshevik，译者注：在俄文中即“大”之意，意译为“多数派”，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孟什维克（Menshevik，译者注：在俄文中即“小”之意，意译为“少数派”，主张与资产阶级联手，进行自由化改革）。此外还有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aries，译者注：主张土地国有，以暗杀为革命手段），以及其他无数的左派小团体，一一抖落原先非法的身份，从地下现身——这些党派团体，极力争取各地苏维埃，以图扩大自己的阵营。但是一开始，众人之中只有列宁有灼见。他指出，各地的苏维埃，可作为政府的另一途径（列宁曾有名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是沙皇政权甫落，大大小小各种名目的革命党团林立，老百姓根本搞不清楚这些林林总总的名号，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就算知道，也不辨其中异同。他们只明白一件事，就是从今以后，再也不用听命于权威了——甚至连那些自以为见识高过他们一等的革命权威，也用不着去理会。

城内的贫民只有一样要求，就是面包。至于其中的工人，则希望待遇改善、工时减少。而其他的俄国老百姓，80%都靠务农为生，他们的要求，无非是土地而已。此外不分工农，众人都一致希望赶快停战。但是一开始，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倒不反对这场战争，他们反对的只是过严的军纪，以及上级给予下级军士的恶劣待遇。于是提出“面包！和平！土地！”这些口号的团体，很快便获得民众极大的支持。其中最有效果者，要数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从1917年3月间几千人的小团体，不到同年夏初，便迅速成长为25万党员的大党。冷战时期，西方曾对列宁有过一种错觉，以为他最擅长的手法乃组织突袭。殊不知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人唯一的真正财产，在于能认识及把握群众的需要，并能追随群众，进而领导群众。举例来说：列宁发现，小农心中想要的东西，其实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相反——不是土地共有，而是土地分配给个别家庭农场经营。一旦认识这个事实，列宁毫不犹豫，立刻认定，布尔什维克的任务，便是实现这种经济上的个人主义。

两相比较，临时政府却只知道一味颁布法令，根本看不出自己毫无约束国人服从的能力。革命之后，俄国的资本家、经理人，曾试图恢复工人秩序，却招众怒，反刺激工人走向更极端。1917年6月，临时政府坚持发动另一次军事攻击。军队实在受够了，于是小农出身的士兵纷纷开小差，擅自返家与乡人一道分田去了。返乡的火车开到哪里，革命的火焰也就蔓延到哪里。临时政府垮台的时机，虽然一时尚未来到，可是从夏天开始，激进的脚步却在军队和城市不断加速，形势对布尔什维克党越来越为有利。立场激进的社会革命党，作为民粹派（Narodniks）的继承者，获得小农阶级民众压倒性的支持（见《资本的年代》第九章），愈发助长极左派的出现。结果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党人越走越近，十月革命后曾有一段短时期共同执政。

于是布尔什维克——究其性质，实属工人政党——在俄国各大城市成为多数大党，在首都圣彼得堡和大城市莫斯科两地，声势尤其浩大，在军中的影响力也迅速扩张。在布尔什维克强大压力之下，临时政府的存在前景愈发暗淡。8月间，一位保皇派将军发起反革命政变，政府还得求助于首都的革命势力以对付，于是地位更显不保。布尔什维克党的支持者，情绪愈发激动极端，夺权之势终不可免。最后的关头来临，与其说是夺权，倒不如说布尔什维克把现成权力捡起来更为贴切。1917年11月7日，布尔什维克党轻易地夺取冬宫（Winter Palace），这就是十月革命。对于当天这个过程，有人曾说，日后苏联大导演爱森斯坦（Eisenstein）拍名片《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