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第5/16页）
从临时政府注定垮台的败迹出现开始，一直到今天，人们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始终争执不下，其实其中多数意见都具有误导的意味。反共派的历史学家往往认为，此事根本就是列宁一手策划的暴动或政变，以实行其反民主的基本立场。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谁导演了临时政府的垮台，乃在临时政府下台之后，该由何方何人接替。或者说，何方何人有此能耐，可以胜任接手的工作。早在1917年9月，列宁就不断地说服党内对此犹豫不决的人，他表示，时机稍纵即逝，权力送上门时，若不好好把握，必将从此与我们党无缘。同样紧急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列宁问自己，也问大家：一旦掌权，“布尔什维克有能力继续维持这份权力吗？”事实上，任谁想要统治这个火山爆发般的革命俄国，到底又能有什么妙计可安天下呢？除了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没有一个党敢单独地正视这个重任。列宁在他撰写的宣传小册里指出，甚至在党内，也不是人人有他这番决心魄力。布尔什维克在圣彼得堡、莫斯科以及北方军中，形势一片大好，到底该图一时之便，此时此刻立即夺权好呢，还是应该静观其变，视情势发展成熟再定？这实在是个令人举棋不定难以回答的大问题。可是德军已经兵临城下，正逼近今日爱沙尼亚所在的北方边界，离俄国首都只有数里之遥。而那个临时政府，情急之际，肯定不会将政权交予苏维埃，反而极有可能向德军弃城投降。列宁行事，一向做最坏的打算，他认为，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把握这一时机，“那真正无政府主义的声浪，可能会比本党的气势还要更高”。列宁条分缕析，最后说服了党内其他人士：作为一个革命党，如果不理睬群众与时机共同要求我们夺权的呼声，那么我们与不革命的人又有何不同呢？
因此，夺权一事，其本身无可辩论，问题则出在长期的展望上面。就算布尔什维克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两地的权力，能延伸到俄国全境，并得以在各地稳住政权，进而打击无政府主义及反革命势力，又该如何进行长期规划？列宁本人，一心以“转变苏维埃俄国为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苏维埃新政府的第一任务（所谓苏维埃，主要就是指布尔什维克）。他这番打算，其实是一个赌注，希望可以利用俄国革命，进而在全世界，至少在欧洲地区引发革命。他经常表示：“除非把俄国与欧洲的资产阶级完全毁灭……社会主义的胜利，怎么能够到来？”现阶段，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任务，其实也就是它的唯一任务，就是将到手的权力好好执掌下去。于是新政府呼吁工人维持正常生产的进行；与此同时，除了宣称其施政目标是将银行收归国有，以及由“工人当家做主”，从原有的管理阶层接过权力之外，新政权对社会主义并没有多少实际动作。其实自革命以来，以上一切早已实行，现在只不过盖个章，加上官方认可使之正式化而已。除此之外，新政府对人民就没有更多的承诺了。[5]
而新政权也的确支撑了下来，它熬过了与德国签的《布勒斯特——里多夫斯克和约》的惩罚，几个月后，德国自己也战败。这个和约将波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乌克兰（Ukraine）、苏俄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以及外高加索区，统统从苏俄版图中割离出来（其实当时外高加索已不在苏俄治下。不过后来乌克兰及外高加索又重新成为苏联领土）。布尔什维克既然是世界造反的中心，西方协约各国自然不会对它太客气。在协约国财力支援之下，苏俄境内出现了各种反革命的军队（即“白军”）和政权。英、法、美、日、波兰、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各国军队纷纷开上苏俄土地。1918—1920年间，苏俄内战打得不可开交，极其血腥残忍。战争到了最惨烈的地步，苏维埃俄国除了伸入芬兰湾的列宁格勒小小一角之外，对外海口全部被封锁，只剩下乌拉尔山一带与现今波罗的海沿岸诸国之间的俄罗斯中部与西部，成为一个广大的封闭内陆地区。新政权空空如也，红军又匆匆组成，真正帮了共产党政府最大的忙的，其实是“白军”本身的问题。“白军”部队不但拙劣无能，内部又倾轧不和，与小农群众间的敌意也日益加深。而白军的忠诚是否可靠，西方列强也颇有疑问，如何调动那些反叛意识很强的士兵有效攻打新政权，实在令人担心。待到1920年末，布尔什维克终于赢得内战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