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第9/16页）

到1921年，革命大势已去，谁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革命退守回了苏维埃俄国，但在政治上，布尔什维克党的势力却也已经不能动摇（参见第十三章）。革命从西方的议程上黯然退下，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虽然看出这个事实，却不愿意痛快承认。它开始呼吁那些被自己在第二次代表大会赶出去的走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党派，与共产党联手组成“联合阵线”。但是这“联合阵线”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后几代的革命人士却为此长期争辩，并造成分裂。布尔什维克这番努力来得太迟了，社会主义运动永久分裂之势已经形成。左派的社会主义者、个人及党派大多数回到由反共温和派领导的社会民主运动阵营。新起的共产党，在欧洲左派当中最终成为少数。而且一般来说——除了少数的例子，如德国、法国及芬兰——共产党人即使革命热情高涨，始终只能屈居小党地位。这种情况，一直到30年代才有所变化（参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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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动乱，留下了一个庞大却落后的国家。它的领袖，一心一意想建立一个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而动乱的结果，也产生了一个政府，一个纪律严密的国际运动，或许更重要的是一代革命者。他们在十月革命举起的旗帜之下，在总部设在莫斯科的运动领导之下，致力于世界革命的大业。（有一度，他们曾希望革命的总部，不久即将从莫斯科迁到柏林。两次大战之间，共产国际的官方语言甚至是德文而非俄文。）但是欧洲形势稳定之后，革命又在亚洲受挫；一时之间，世界革命到底该如何进展，革命人士恐怕都茫无头绪。共产党在各地发动的个别武装暴动（1923年在保加利亚及德国，1926年于印尼，1927年在中国，以及最反常迟至1935年在巴西发生的一次）都一败涂地。但是两次大战之间，时局诡谲不定，股市崩溃，经济大衰退，希特勒崛起执政，自然给了共产主义者推进革命的希望（参见第三章及第五章）。尽管如此，到了1928—1934年之间，共产国际忽然转向极端革命的褊狭言论。这项转变，毫无现实基础可言。因为不管它口号多响亮，事实上革命运动在各地既没有夺权的希望，也没有执政的条件。唯一可以解释莫斯科立场转趋极端的理由，是斯大林夺权成功后苏联共产党的内部斗争。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弥补苏联政府与革命运动之间日渐明显的分歧。苏联作为一个国家，不可避免，自然得与世上其他的国家共存共处——1920年开始，国际社会逐渐承认苏联政权——而革命运动的目的，却是要推翻所有的政府。两者间的矛盾，不言而喻。

结果，苏联的国家利益，终于盖过了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利益，后者被斯大林缩减成苏联国家政策的工具，受到苏联共产党的严格控制。共产国际遭解散，成员遭清算，这些完全依“苏共”的意思而定。世界革命的理想，只存在于往日美丽的辞藻中。事实上只有在两个条件之下，革命方被容许存在：一是不危害苏联的国家利益，一是受到苏联的直接控制。1944年之后共产党政权的推进，在西方政府眼中，根本只是苏联权力的延伸。这一点，他们倒把斯大林的心意看得很透，坚守传统的革命人士，同样也看出了这个事实。他们严厉地斥责莫斯科不但不要共产党夺权，反而一味加以压制，甚至对那些成功的革命，例如南斯拉夫及中国（参见第五章），苏联也不喜欢。

但是尽管在这种苏联至上的心态之下，苏联存在的意义，仍不只限于又一个超级大国而已。自始至终，甚至连它最腐败自私的特权阶级，也对其使命深信不疑。苏联存在的基本目的，不就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在资本主义之外，为人类社会建立另一条更好的生存之路吗？若不是为了这个理由，过去几十年来，那些面容冷酷的莫斯科官员，何必不断地以金钱、武力资助南非黑人共产党联盟的“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游击队呢？即使在后者推翻种族隔离政策的机会微乎其微时，苏联的支援也从不间断？然而，长久以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了解一项事实：莫斯科鼓吹的世界革命，不可能改变人类社会。当年的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坚信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并终将“埋葬”资本主义。但到了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长期掌权的时代，连这种信念也逐渐衰退了。或许正是共产主义者对全人类使命感的极端衰微，可以解释何以到了最后，苏联连一点挣扎的力量都没有便轰然解体了。

但对于早年献身世界革命的一代来说，这些犹疑踌躇都不存在；十月革命的光辉激励了他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1914年之前），都深信人类社会必将发生巨大变化，一切邪恶、忧伤、压迫、不平，都将从此消失，美好生活必然到来，马克思主义已经以科学及历史的论证给了保证。现在，十月革命发生，不正证明这个大变革已经开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