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衰落（第15/18页）

那么，为什么自由主义曾在两次大战之间花果飘零，销声匿迹，甚至在不曾接受法西斯思想的国度也不例外？西方国家中，亲历过这段时间的极端分子、社会主义者，以及共产党人，都将之视作资本主义垂死挣扎之兆。他们认为，建筑在个人自由之上，并透过国会民主实行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已经再也负担不起了。因为无意中的巧合是，各种自由权利同时也为温和改革派的工人运动建立了强大的群众基础。面对着无法解决的经济难题，再加上日益强盛的革命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只会回到旧路，使出高压的手段，也就是说，诉诸某种类似法西斯路线的办法。

1945年开始，资本主义与民主自由重新恢复生机，再度蓬勃发展。胜利的光环下，世人往往忘却当年灰暗的论调里面，煽动性的言辞固然不少，但依然有几分道理存在。一国之内，对于国家及社会制度的可接受性，国民若缺乏基本的共识，民主政治势必难以发挥真正的功效。至少在国民之间，应该对社会方向具有磋商协议的共识及准备。而共识与准备，却需要先有了经济繁荣才能实现。直截了当地说，1918年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当时的欧洲，一场社会激变不是迫在眉睫，就是已经临头。众人对革命恐惧至极，整个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加上部分地中海地区，共产党连合法地位都难以取得，左右两派在思想意识上鸿沟很深，右派跟温和左派之间也无法沟通，1930—1934年间，奥地利的民主政治因此受到严重打击而垮台。不过从1945年至今，与当年同样的两党系统——罗马天主教徒与社会主义者——却使奥地利的民主开出了灿烂的花朵（Seton Watson，1962，p.184）。西班牙的民主政权，也在30年代受到同样的压力。相形之下，到了70年代，西班牙竟然能够经磋商协谈，便将佛朗哥遗下的独裁统治和平转变为多元的民主政体，不能不令人惊叹。

但当年各个政权又有哪一处能够稳如泰山，安然躲过经济大萧条的袭击呢？德意志的魏玛共和国之所以不能支撑，原因是大萧条冲击之下，共和国再也无法继续它与雇主及工人组织力量之间一向所维持的默契了。而这种默契，却正是十多年共和国之所以能维持不致沉沦的主要原因。经济萧条大风一起，工业界与政府无计可施，只有实行经济社会缩减的下策，随之而来的，自然便是大量的失业。到了1932年中期，单凭国社党及共产党两党之力，便夺去了德国全部选票的绝大多数。而支持共和国立场的其他党派，则一落而为只有比三分之一略高的选票。相反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民主政权的繁荣，无可否认，主要是建立在这些年来经济奇迹的繁荣之上，战后新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然也不例外（参见第九章）。只要政府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分配满足各方的需求，同时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准也一直在稳定上升，民主政治的温度就会保留在温和的度数，而不会冒升到沸点。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般大家都愿意妥协让步，在意见上取得一致。甚至连坚信非推翻资本主义不可的革命战士，恐怕也觉得就实际而言，维持现状并不如理论上那么难以忍受。而资本主义大本营中最顽固的分子，在追求信仰之余，应该也认同社会安全体制的必要性，认为工会与雇主定期谈判调整工资福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吧。

然而，大萧条本身种种迹象显示，它也只是自由主义溃败的其中一个原因而已。因为同样的状况——工人组织拒绝接受萧条造成的裁员，在德国导致国会政府垮台，最终促成希特勒被提名主政；在英国，却只不过使国家由工党政府发生大急转，转向了一个（保守派）“国家主义政府”而已。可是这项转变，却依然在英国原有的政治体系，一个稳定到简直难以动摇的国会体制里面运作。[4] 可见萧条并不会自动造成代议民主体制的中止或流产。美国及北欧国家因萧条而产生的政治变化，也同样证实这一论点（美国有罗斯福的新政，北欧则有社会民主派的胜利）。只有在拉丁美洲，政府财政的极大部分是靠一两项主要产品出口的收入，一旦萧条的无情魔掌将其价格打入无底深渊（参见第三章），不论当地政府采取何种形态存在——绝大多数是军事统治——便马上纷纷自动倒台。同样，智利和哥伦比亚两国的政局，也走上了与之前完全相反的路。

归根结底，自由式的政治形态是有其弱点存在的。因为其中的政府组织代议式的民主政体，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一直具有说服力的治国方式。而大灾难时代各国的经济社会情况，连保证自由民主政体存活的条件都嫌不够，更不要说让其发生功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