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衰落（第17/18页）

20世纪的降临，却使得政府治理的功能愈加重要。旧有的政府职责，局限于提供基本法则规范企业及市民社会行为，局限于提供军警监狱以维持国内治安及防外来侵害。旧政治圈里原有一句绝妙好词，以“守夜”职责来形容政府功能，这句妙语，却随着时代演变，跟“守夜人”这个职业一般，已经开始过时了。

民主的第四项重要条件是富裕繁荣。20世纪20年代民主的破产，或因为不堪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紧张压力所致（例如匈牙利、意大利、葡萄牙），或由于国家冲突而亡（例如波兰、南斯拉夫）。30年代民主政治的倾覆，则是因为受不住大萧条的打击。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魏玛共和国与20年代的奥地利，再看看今日德意志联邦与1945年后的奥地利，两相比较，自然一目了然。国家一旦富强，连国内各族之间的冲突也不再那么难于处理了，只要各个弱势团体的政客都能从国家这个大碗里面分得一匙就可以了。当时中东欧各国中，只有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权，那就是重农党当权的捷克，而该党的力量所在，也就在于人人分得一杯羹这项原则：各个民族均分利益。但到了30年代，连它也支撑不下去了，再也无法维持境内各族——捷克、斯洛伐克、日耳曼、匈牙利、乌克兰——共聚一条船上。

在这种种情况之下，民主反而成为将原本就不可妥协的群体正式分化的工具了。何况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如果各群体无法共存，民主政府都难长治久安。如果更进一步，无论哪一国以最严格的代表比例制度执行民主代议的理论，情况就会更为艰难。[6] 一旦遇到危机，国会里没有多数可以依循时，另谋解决之路的诱惑就更大了，例如德国即是一例（英国却完全相反[7] ）。甚至在安定的民主政体，多数国民也将民主政体里政治分化的因素看作民主制度的成本，而非效益。竞选的广告往往大肆宣传，表示候选人的政见不是出于政党路线，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即可见一斑。一旦危难临头，民主的成本代价太高，民主的好处可就更难看出来了。

因此，在继旧有政权而起的新国度里，以及绝大多数地中海与拉丁美洲国家当中，民主政治不啻一株萎弱的幼树，企图在满地石块的贫瘠土地上挣扎生长。这一点，实在不难了解。民主政治最大的辩护是，虽然不够理想，但总比其他任何制度为佳吧。此一说辞其实也极无力，两次大战之间，这番话听来更没有说服力。连向来拥护民主的斗士，此时也哑然无言。民主潮流的没落，似乎无可挽回，甚至在老牌民主国家美国境内，观察家也严肃悲观地表示：“即使美国也可能无法幸免。”（Sinclair Lewis，1935.）当时没有人预言或期待民主会有战后的复兴，更别提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民主政体竟一时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政府形式——虽然为期甚短。回首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岁月，自由政治体制的没落，仿佛只是其征服全世界之路上的一小段挫折。不幸的是，随着公元两千年的到来，民主政治的前途却又开始不太明朗了。民主制度的优点，在50年代和90年代之间这段时期曾一度极为明显。可是这个世界，也许又要再度进入一个民主优点不那么明显的时期了。

[1] 1940年苏联吞并爱沙尼亚，算是最接近左派推翻既有政权的例子。这个波罗的海沿岸的小国，当时已迈过独裁统治的岁月，正进一步走上比较民主的宪政阶段。

[2] 罗马教皇在颁给全球教会人员的“新事件通谕”（Rerum Novarum）中，宣告这项政策。40年后，正值经济不景气的最低潮，又再度于“40年通谕”（Quadragesimo Anno）中提出，时间上自然不是巧合。这项主张，一直到今日仍为天主教会社会政策的基石，并在“新事件通谕”发布百年纪念的1991年，再度由教皇保罗二世的通谕“百年通谕”（Centesimus Annus）予以证实。不过历次通谕定罪轻重的比重，却依政治情况有所不同。

[3]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意大利军队断然拒绝将其占领区内的犹太人——主要在法国东南部及巴尔干部分地区——送交德国人或任何人予以处决。看在这一点上，墨索里尼的国人实在值得我们的尊敬。但是在意大利本地，虽然政府显然也同样缺乏消灭犹太人的干劲，当地为数不多的犹太族群却有半数尽遭灭绝。不过，意大利境内某些犹太人之所以遭难，是因为他们的武装反法西斯的身份，而非种族主义下无辜受害的牺牲者。（Steinberg，1990；Hughes，1983.）

[4] 面临萧条问题，英国工党政府在1931年分裂。工党内的部分领袖，以及某些支持他们的自由派人士，一起倒向保守派的一边。接下来的大选，保守派获得全面大胜，一直到1940年5月都稳坐宝座，未曾受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