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黄金时代（第7/16页）

共产党集团国家的内部政治，可想而知，从此一党专政不容他人置喙，然而一党专政的脆弱性从1956年开始越发明显（参见第十六章）。至于与美国联盟的各个国家，内部政局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单一；不过大小党派，除了共产党外，对苏维埃制度都深恶痛绝，在这一点上大家倒是意见一致。因此就外交政策而言，无论由谁上台执政都没有什么不同。至于大战中的两个前共同敌国日本与意大利，美国一手替他们把政治问题变得极为简单，在这两国内建立了等于永久一党制的系统。在东京，美国鼓励自民党成立（Liberal Democratic Party，1955）。在意大利，美国则坚持将反对势力从台上扫除，因为这个反对党刚好正是共产党；意大利政权便交到天主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s）手中，另外则视情况需要，偶尔也拉其他党派进来凑数，例如自由党派、共和党派等等。60年代开始，意大利除上述党派之外其他唯一的重要党派社会党，自1956年跟有多年交情的共产党划清界限之后，便同天主教民主党一同组织联合政府执政至今。如此安排之下的结果是，意大利共产党及日本社会党的势力从此均被镇住，成为国内主要的反对大党。依此体制成立的政府，则贪污腐败至极，终于在1992—1993年间东窗事发，内情之丑陋连意日两国的民众都目瞪口呆。丑闻既经曝光，朝野党派跌入冰点，与当初为保持美苏全球势力平衡而支持他们的势力，同时陷入窘境。

一开始，罗斯福的顾问曾经在盟军占领下的德日两国试行过反独占性的政治革新。虽然不久美国即改弦更张，与这项设计反其道而行之，可是幸好还有一件事足可让美国的盟邦大感安慰，那便是一场大战已经将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明目张胆的日本军国主义，以及其他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右派组织或民族主义的政治主张，从众人可以接受的政治舞台上一扫而空。因此在所谓的“自由”对“极权”的纷争中，以上诸般力量固然是对付共产党最有力的成分，如今既然销声匿迹，自然不可能像德国的大企业或日本的大商社大财阀一般，再度被动员为“反共大业”效力了。[8] 主力部队既去，西方冷战派政府的政治基础如今便只剩下战前的左派社会民主人士，以及非民族主义的温和右派。如此一来，与天主教会挂钩便变得格外有用，因为教会的反共立场及保守性格，自是舍我其谁、天下第一。更妙的是，教会出身的“基督教民主党派”（参见第四章）不但拥有可信赖的反法西斯记录，尚有一套（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改革方案。1945年后，这些党派在西方政治上扮演了中心角色；在法国为时甚短，在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诸国则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参见第九章）。

然而，冷战对欧洲各国内政的冲击，远不及其对欧洲国际政局影响为大。问题重重的“欧洲共同体”因冷战而生。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政治构想，借着永久性的安排（至少是长久性的），进而统一各个主权国家经济活动、法律系统（就某种程度而言）。1957年初成立时，创始国有6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到1991年，正当其他各种冷战时期的产物也开始摇摇欲坠之时，已经又有另外6国（英国、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丹麦、希腊）加入。此时欧洲组织的设计，已倾向在政治经济一体化上更进一步，形成更密切的组合，最终目的是在欧洲建立联邦或联邦式的永久政治联合体。

欧洲组织，跟1945年后欧洲出现的其他大小事物一样，原是由美国一手促成，却转而对抗美国。此中情由演变，证明美国势力之盛，同时也反映其模棱两可之处，以及其影响力毕竟有其限度的事实。更进一步，我们也可看出各国因顾忌苏联，竟愿放弃分歧，团结在一起。它们害怕的对象并不只限于苏联，以法国为例，德国始终是它最大的顾忌。此外，各前参战国和被占领国家的担心程度虽然没有法国那么强烈，却也都不愿见到中欧地区重新兴起一个强大国家。现在大家却发现自己被套牢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面，与强大的美国，以及在经济军事上都再度复兴的德国结成盟友——所幸后者的国土已经大不如前，被截分成了两半。当然众人对美国也有顾虑。说起来美国是对抗苏联不可或缺的伙伴，可是这个伙伴却不甚可靠，更别提——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它总是把自己世界霸权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连它盟友的利益也可以退居其次。大家可别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各地所做的各种安排和设计决策，都是以“美国经济利益为最高前提”（Maier，1987，p.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