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天崩地裂（第12/14页）

其三，或许主要是属于一种反应，一种对20世纪文化革命，即在传统社会常态、纹理即价值的解体之下，产生的回音。发达世界中有许多人，在这场惊天动地的社会文化变革中成为弃儿。“社群”（community）一词，在这数十年间被滥用得如此空洞抽象，不切实际——例如“公关族”“同性恋族”等等——因为原有社会学意义的所谓社群，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再难找到。于是所谓“认同群体”（identity group）兴起，即一个人可以毫无疑惑，确实肯定地“归属”于某种“族类”；这种现象，自60年代末期开始，即在一向擅长于自我观察的美国境内为人指出。其中绝大多数，自然都诉诸共同的“族群”背景，不过但凡以集合性分离主义为目标者，都喜欢借用类似的民族主义式语言，比如同性恋捍卫者即爱用酷儿族（the queer nation）一语。

这种“新族”现象，在最具有多族群结构的国家里也层出不穷，显示所谓认同群体的政治性质，与传统的“民族自决”大相径庭。后者追求的目标，是创造出一个拥有一定国土的国家，与特定的“人群”认同，基本上属于民族主义者的思想。可是分离国土的要求，对于美国黑人，或意大利人而言，并不是他们“族群政治”的一环。同样，加拿大境内乌克兰裔的政治属性，也不属乌克兰而是属加拿大。[17] 事实上，在天生便属于异质社会的都市内部，其族群政治或类似政治的本质即在相互竞争，即不同的族群在一个非族群的国家里面，各自发挥效忠己群的心理为政治作嫁，共为分食那一块资源大饼而较劲。如纽约市政客操纵改划选区，以为拉丁裔、东方裔及同性恋团体选出代表，这种人一旦当选，所求于纽约市者自然更多。

族群认同政治，与世纪末的种族国家主义具有一项相同之处，即两者都坚称，在一个人对群体的认同里，包含着某种关系到生存和所谓与生俱来、不可更易而因此属于永久性的个人特质。而这些特质只与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所共有，除此之外，别无他人拥有。绝无仅有的排他性，便成了最高定义，因为各个人类社会之间的相异性，事实上已经极为稀薄。于是，美国的犹太年轻人迫切寻“根”，因为当年指认他们为犹太族的鲜明印记已经失去效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隔离歧视更不复见。加拿大的“魁北克”，虽然口口声声力主自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但是魁北克之在加拿大成为一支主要力量，却正在它褪下了直到60年代以前始终“截然不同”的鲜明色彩之后方才发生（Ignatieff，1993，pp.115—117）。都市社会中的种族成分变迁流动，若高举种族分辨群体的绝对依据，实有专断造作之嫌。以美国为例，除黑人、西班牙语裔，以及具有英国及德国血统者是为例外之外，在美国当地出生的各个民族女性，至少有六成是与外族通婚（Lieberson，Waters，1988，p.173），于是“个人的认同性”愈发需要建立在“他人的不同”之上。若非如此，我何以存？德国的新纳粹光头党，穿制服、理光头、踏着四海皆同的青少年文化的音乐起舞，若不痛打当地的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如何确立他们的德国属性？若不尽数剪除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人，又如何在那有史以来的多数时间里面，即为各民族、各宗教混居为邻的地面上，建立起我们克族（Croat），或塞族（Serb）的“特有”性格？

这种高度排他性的认同政治，不论其终极目标为何，不论其是否要求建立独立国家，其悲剧性却在于它根本就行不通，众人只能在表面上佯装它是可以实现的事实。布鲁克林（Brooklyn）的美籍意大利人，对本身的意大利特色极为强调（可能还日益强烈），他们喜欢用意大利语彼此对谈，为自己对本来应该是母语的语言不甚流利感到抱歉。[18] 可是他们生活工作的所在，明明是美国经济社会，意大利语除了对某些极小的特殊市场而言，根本无关紧要。至于所谓黑人、印度人、俄罗斯人、或女性、或任何一种认同群体，自有其本身不可对外言喻、不可为外人了解的心理，这种说辞，只有在其唯一功能，即为鼓励这种观点的机制里，才能生存，一旦出外根本站不住脚。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研究的物理学，并不是伊斯兰物理学；以色列工程师学的工程学，也不是犹太哈西德派（Chassidic）专有的工程学。甚至连文化民族主义观念最强烈的法德两国，也不得不承认身在科技专家学者共同合作的地球村里，势必需要一种类似中世纪拉丁文般的国际共通语言；而今世的国际语言，恰好是英语。也许在历代的种族屠杀、集体驱逐、“种族净化”之下，在理论上，这个世界已经依种族被分裂为许多同质性的领土。然而即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由于人口的大量流动（工人、旅客、生意人、技术专家，等等），时尚的风行，以及全球性经济无孔不入的触角，而无可避免再度变成异质性的社会，此情此景，于中欧历历在目；而此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却曾遭过“种族净化”的毒手。此情此景，也必将发生在一个日益都市化的世界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