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应许之地通往美国世纪的大门（第14/15页）

然而，土著民族所遭受的损害并不仅仅是失去土地或者生计，有一种更为隐伏的文化攻击——有些人今天甚至称之为种族文化灭绝——毁灭了他们特有的文化。而这正是进入美国政体的代价。事实上，这也是几乎所有移民最终都要付出的代价，但是在西部地区，由于存在故意鼓励甚至是强迫政权更迭的政策，这个进程被极大地加快了。

然而，让土著融入美国是很成问题的，在19世纪晚期当然也没能实现。1816年时，国会通过了《印第安开化法案》，鼓励以同化的手段促进白人定居者扩张进入土著地区。假如印第安人摒弃了自己的部落联盟，就可以被归化成为美国公民，但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并不会自动获得投票权（见图41），许多土著人住的只是过渡性的房子，拥有的是双重国籍，而这种身份在损害他们在部落的位置的同时，却没有给予他们与美国公民或归化移民同等的身份。海伦·亨特·杰克逊（Helen Hunt Jackson）在《世纪的耻辱》（A Century of Dishonor，1881年）一书中向美国政府虐待土著部落的做法提出了最为严厉的控诉。明尼苏达州主教亨利·本杰明·惠普尔（Whipple）在为这本书作的序言里写道：“印第安人是我们国土上唯一没有任何个体权利的人种……他的权利融在部落之中——他在法律面前毫无立足之地。”[26]

19世纪末，与美国想要归化“印第安人”的冲动行为相类似，在其他英国白人定居者为主的社会里也有类似的现象，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美国，前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和温德尔·菲利普斯（Wendell Phillips）等人都非常积极地通过印第安人权利协会和国家印第安人防御协会等机构参与印第安人改革运动。这些机构运作了一个寄宿学校体制，将土著儿童与其家庭和社会环境隔离开来，企图向他们灌输白人社会的宗教、教育和语言价值观。这些公然宣示白人民族主义价值观优于土著价值观的企图得到了部分法令措施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887年的《道斯土地分配法》。这部法案规定，愿意放弃部落身份的土著居民将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并且将储备土地分给个体的家庭使用——这更接近杰斐逊在西部的土地理想。

图41 《“走开！”印第安人没有什么那些加入美国国籍的人一定要尊重的权利吗？》（托马斯·纳斯特）。这幅漫画出现在1871年4月的《哈泼斯周刊》上。图中，一位非裔美国人警察正在将一位印第安人赶出投票站，周围站着纳斯特笔下相当典型的几位“归化的”美国人。纳斯特也许坚定地支持非裔美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权利，但他对于移民的漫画形象处理恐怕在刻画动机和手法上就都没有那么高尚了。这幅画中有多重讽刺，从标题开始就暗含讽刺。标题直接援引了1857年著名的德雷德·斯科特案中首席法官罗杰·托尼宣称的非裔美国人在法律上“没有什么白人一定要尊重的权利”。这适当地提醒了我们，在公民权利的问题上，19世纪的美国并没有前进，而是在一个越来越小的圈子里打转。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77909）。

不管这种规定从理论上说多么的理想主义，事实上，道斯法案的目的还是促进白人占有土地。在法案通过的1887—1934年间，也就是所谓的印第安人新政时期，8600万公顷土地——占印第安人持有土地的60%以上——落入非土著居民的手中。这种强行的文化适应和土地再分配行为自然会招来强烈的反对，而其中的一种反对形式就是1889年出现的鬼魂舞教。这是对白人文化侵入与文化控制的一种仪式性回应和拒绝，其寓意明显但并未被广泛接受。在一定程度上，这也煽动了19世纪最后一场，可能也是最为臭名昭著的武装冲突，冲突双方正是苏族印第安人和美国政府。虽然这些利害攸关的问题在当时并未得到解决，并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但事实上，1890年南达科他地区的伤膝河战役还是标志着对西部的控制已经走到了一个结点。

当然，1890年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也是一个重要结点。正是在这一年，人口普查的负责人宣布“目前那些不稳定的地区已经支离破碎，成为许多单独的定居点，很难说存在一条边界线了”。至少在这一方面，美国想要覆盖美洲大陆的昭昭天命已经达成。而从其他方面讲，美国的昭昭天命可能引起的种族、宗教和社会后果才刚刚开始得到探索。

到了19世纪的最后十年，关于美国的叙述已经出现了两条脉络，两条线的叙述都会进入下一个世纪，两种叙述都向未来做出展望，也对过去进行回顾。一个是关于镇压、种族隔离和受难的故事；另一个则是关于在这些残酷现实面前坚持不懈的故事，一个通过不断努力实现应许之地的希望与期望的故事。正是在艾达·韦尔斯、格罗弗·克利夫兰与欧文·威斯特、移民限制联合会的观点对撞中，这场心灵与思想的真正的战争将会定义“美国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