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应许之地通往美国世纪的大门（第13/15页）

在一些人看来，19世纪晚期，劳资关系和移民限制问题上爆发的冲突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中都是不可避免的。例如社会学家西蒙·纳尔逊·帕滕（Simon Nelson Pattern）就认为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美国的“公民本能”还处于“萌芽”阶段。对于整个美国来说，这个问题在城市和边境地区的各个种族和阶层中广泛存在，也在关于美国主义的持续论辩中形成了互相对立的声音。每一个“美国的阶层或者地区都越发意识到在自己的标准以及那些发展较低的阶层的活动和发展趋势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他指出：

南部有黑人，城市里有贫民窟，有组织的劳工中间有工贼，禁酒运动里也有酒鬼和酒吧老板。美国体制的捍卫者害怕无知的移民，工人不喜欢中国人。对于那些有适当资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人，只要他所在的阶级是人们希望限制或者排除在外的，那么，这个人就会被区别对待[24]。

帕滕乐观地相信美国的“公民本能”会逐渐发展，最终形成“一种社会整合，并且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形成一个真正的美国社会”。不过，社会整合在19世纪晚期还是一个令人误解的概念。对于一些人来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明智的整合，而只有遵照盎格鲁—撒克逊的社会规范所形成的整合，才是明智的。

乔塞亚·斯特朗曾经断言：“没有人仅凭自己根茎的力量就可以挺立不倒，他的枝杈与别人的枝杈互相联结，这是社会形成的基础。”但斯特朗并没有期望通过移民来形成一个新的国家混合物，也就是拉维基所描述的复合的美国人。恰恰相反，在斯特朗看来，移民不仅是“道德败坏的”，而且移民本身就代表着国家内部的一种疾病。他强调指出，“会传染的不是健康”，而是疾病[25]。在他看来，这种传染病的救药就是美国精神，这是能够治疗美国所有问题的万能药，而到了后来，甚至有人会说，这是可以治疗全世界所有问题的万金油。

1892年，埃利斯岛上新建的移民站投入使用，可以接收那些有明显生理疾病的移民，从而阻止他们进入美国。但斯特朗等人担忧的疾病并不是医学上的疾病，而是一种文化上的疾病，将其阻拦在边境地区并不是个解决办法。斯特朗沮丧地观察到，“许多美国公民都没有美国化”，这种情况既“自然”又“不幸”。尽管斯特朗在后来的城市研究中也指出有必要将城市游牧人口美国化，19世纪90年代里他关注的焦点还是西部地区。他并不是唯一持这种观点的人。许多改革家也警觉地关注着美国那片已被形容为“荒蛮”的地区，其中有些人关注当地的土著居民，另外一些人则更关注新近的移民。

威斯特等作家以及后来的好莱坞对西部边疆的战事进行了演绎，将之描述成一起近乎值得举国庆祝的事件，但事实上，在“荒蛮的西部”基本毫无浪漫可言。在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印第安战争”的残忍程度和人员伤亡情况都让内战相形见绌。其中的许多战争在后来都被描述为屠杀，足见整体的暴力水平。与此同时，强调白人定居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个别冲突——沙溪大屠杀、小比格霍恩河战役，甚至是伤膝河大屠杀——又会将这些事件定位成孤立的冲突事件。但事实上，这些事件也是19世纪中叶内战后重建的一个基本部分。就美国所有的战争来说，战争从来都不仅仅只是战斗，而是关乎心灵和思想的。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那些关乎心灵和思想的战争都与一对关键词紧密相连：和解与驱逐。不管是让前邦联成员重回联盟、大胆面对白人极端分子的暴力、处理日益增多的移民可能导致的后果，还是适应“大财阀”反复灌输的变化发展的经济和就业局面以及随之而来的行业动荡，都围绕着这对关键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人是什么、代表什么。随着美国理想面临着工业、城市和移民带来的巨大挑战，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变得愈加紧迫。美国改革家们对于城市环境的担忧包含了工业、城市和移民三个主要问题，这三个问题相互交织，很难拆分开来。

在边境地区，改革家的动机也许同样复杂，但是他们采取的行动却相当直截了当。当地人和外来者之间的公开战争必须在某个时刻停止。对于密西西比河以北的土著民族来说，一味抵抗工业化和移民的双重势力并不是长远之计。铁路和电报不可避免地到来，同时也带来了定居者、士兵、矿工和传教士，有些人想长期定居在这里，有些人则只是在去往西海岸的路上途经这里，这一切都宣告着一种生活方式的终结，而平原上水牛群的消失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这种生活方式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