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应许之地通往美国世纪的大门（第11/15页）

这些爱国团体在美国各地召开会议，树起历史纪念碑，这一行为既维护了美国国家历史故事中那些值得纪念的人物与地点的历史意义，又牢固树立了这些纪念活动的参与者在美国历史进程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与其说这是在争论“美国早已存在”，倒不如说是在争着证明“我们早已到来”。然而，除了确立自己传承已久的国民身份和文化资质之外，这样做还有更多的深意。这种冲动行为的背后有着一种明显的盎格鲁—撒克逊特点，也存在一种尚武的情绪。

在南方，人们将死去的邦联军将士与传奇化的欧洲历史相联系。里士满圣詹姆斯圣公会教堂的斯图尔特纪念窗就是一例，这扇窗上的图案将典范人物邦联军骑兵斯图尔特（Stuart）描绘成一位具有武士气概的中世纪骑士。与此同时，在西部地区，欧文·威斯特（Owen Wister）等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创造了一种新的主人公形象——西部牛仔，并且也赋予了他类似的盎格鲁—撒克逊贵族血统，让这种血统在美国的边疆也有了充分完美的表达。威斯特在一个短篇小说中写道，“得克萨斯人是从英国贵族直接练就的”，“在他体内，充满野性的撒克逊人从蛰伏中苏醒”，凭借着几百年来在骑马和狩猎活动中打磨的基因，他证明了自己是“天生的骑手，完美的运动员，尽管出身于名门望族，有着红色和银白的家族纹章，本质上却和那些漂泊浪子是同类，和他们一起呼喊驰骋”。如果说牛仔是“漂泊浪子”的“同类”，那么他就与那些“成群结队侵蚀着美国的外来寄生虫”则毫无联系。在威斯特看来，这些“外来寄生虫”正在改变美国的面貌，“让城市变得喧哗混乱，公民身份变成混杂的闹剧，将我们的联邦变成了一个又像当铺又像掮客的存在”。

边疆象征着自由。在威斯特看来，边疆象征着远离城市的自由，以及远离那些污染美国城市空间的“波兰人、匈奴人和俄国犹太人”的自由。边疆仍然“未受污染”，是美国“冒险精神、勇气与自信”的最后的堡垒。威斯特指出，最重要的是，在边疆地区“人们说的是英语”[21]。这着实是一种脱离了现实的幻想，但不幸的是，这也暗示了关于美国公民身份和民族特性的论辩未来将走向何方，而这场论辩至今仍未结束。

美国精神，即美国民族特性，一直以来既是一个乐观的开放的命题，又是一个相反的封闭的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在理念和现实之间，以及很大程度上在那些说英语和那些不说英语的人之间，一直都存在着一种张力。对于像威斯特那样的许多美国人而言，城市曾经是，事实上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他们恐惧的焦点，在这个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单一民族的国家里，城市就像一座座令人不安的异质化岛屿。然而，城市只是美国在这个时期所经历的过渡期中的一种元素、一种地点。在鲍厄里之外的其他地方，关于美国精神的争论也在持续进行，而这场论辩的参与者多种多样，有着不同的排列与组合，远比威斯特在边疆小说中描写的多元。

进步的国度

19世纪晚期，美国因为移民问题感到不安的同时，又遭遇了一系列的金融恐慌，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从1893年一直持续到1897年。这个时期的新兴工业巨头招来的批评之多，几乎和移民的数量一样。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安德鲁·梅隆（Andrew W. Mellon）、约翰·摩根（J. P.Morgan）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这些人从运输（海运和铁路）、工厂、金融、石油和钢铁行业中积聚了自己的财富，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物质发展，但同时也招来了对于这种发展的道德质疑。里斯和斯蒂芬斯等新闻记者以及贝拉米等作家在批判美国社会中越来越明显的财富失衡现象时，撬起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基石，而这块基石之下隐藏的东西恰恰是令人不安的。19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反托拉斯（垄断）运动兴起，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等人将反托拉斯的观点向更广的人群传播。1888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将反垄断编入法典，但在1895年的美国政府诉奈特公司的所谓“糖业托拉斯案”（Sugar Trust Case）中，这部法律却被判无效。

反托拉斯法的颁布以及对这部法律的第一次重大质疑，跨过了一道实质上的历史分水岭：从镀金时代过渡到“进步时代”。当然，这样的时代划分只是为了历史学家的方便，在当时并没有什么意义。尽管1893年的金融恐慌通常被称为进步时代的“起点”，1893年之后影响美国的金融和社会力量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只不过它们的表现形式的确是新的。这个时期支撑着美国工业发展的不仅仅是洛克菲勒、摩根或卡内基的个人野心，也不只是他们雇佣的以移民为主的劳动力，而是他们的商业模式。实质上，洛克菲勒等人赚钱的方法就是给到目前为止相对不受限制的市场建立一种秩序，换句话说，就是吸收或者说消除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