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应许之地通往美国世纪的大门(第10/15页)
移民限制联合会由一群哈佛毕业生在1894年创立,是一个强大的特权、压力集团,但这个集团并不是美国移民政策的唯一舆论制造者。事实上,他们的观点也遭到了强有力的反对,其识字法案在国会里遭到数位美国总统的否决: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1893—1897年)、威廉·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908—1912年)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12—1920年)都试图阻止这项法案通过。
克利夫兰谴责这种观点是“粗鄙、狭隘、非美国的”,而这个提案则是“没有必要的严苛压迫”。克利夫兰坚称,这代表着“彻底背离了我们有关移民的国家政策”,而这个政策“原本是鼓励那些外国人来与我们共命运、参与建设我们辽阔的国家,作为报偿,他们可以获得美国的公民身份”。他提醒国会说,“美国在19世纪的巨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几百万勇敢爱国的移民,这也证明了这项慷慨大方的移民政策是成功的”。同时,他还攻击了那种将移民与失业、犯罪以及社会和经济衰退联系在一起的危言耸听的言论。“就在前不久,”克利夫兰指出,“人们还在这样谈论移民,但如今,那些移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已经成为我们最好的公民。”[19]
克利夫兰在最后提出的观点触到了一些人的痛处。有些美国最好的公民未必就喜欢被提醒起他们的欧裔来源。对于他们而言,移民其实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提醒,既提醒他们想起外面的世界,很多时候也提醒他们想起被留在身后的那些人(见图40),甚至可能还会提醒起其他更多东西。“自由的美国人,”拉维基指出,“需要愚昧的种族来教导他们如何向全世界讲出令人振奋的话语。在我看来,美国人只有从卑微的移民身上才能认识到美国在国际大家庭中代表着什么。”简而言之,对于这个似乎已经忘记自己的起源和建国理念的国家,移民既质疑了美国人的自满情绪,也给这个国家敲了一记警钟,提醒它不能再否认“这个明摆的现实,否认美国精神是一种和解……否认移民而来的美国人从来都是,并且一直会是复合的美国人”。[20]
图40 《回顾》(约瑟夫·开普勒)。这幅漫画出现在1893年1月11日的《冰球杂志》上。画中,这个国家最成功的商人们正在试图阻拦移民进入美国,而他们的身后是表现他们“旧世界”根源的影子或幽灵。这幅画强有力地表现了后来格罗弗·克利夫兰也指出的一点:美国人不情愿承认自己的“旧世界”根源。画中对于移民形象的描绘在拉维基拉比的笔下也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外国人穿着奇装异服,走下跳板,看起来像是某种奇怪的捆束物在移动。他还总是背着更多的捆束物……他肯定适合去演闹剧。”
许多美国人都完全同意美国精神是一种和解,但当这种和解涉及公民身份时,他们就不太确定具体是哪种和解了。在19世纪更早的时候,关于美国精神的辩论主要是围绕非裔美国人、墨西哥人、中国劳工和美国西部的本土土著居民给盎格鲁—撒克逊白人“规范”带来的内部挑战。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早期,因爱尔兰土豆大饥荒而大量涌入的爱尔兰移民就曾在东北部某些地区引起一股反天主教骚动,但在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地区间的紧张局势和随之而来的内战都将当时的注意力从反天主教情绪转移到了反移民情绪上。在这么多移民为了捍卫联盟而卖命的情况下,出现这种反移民情绪当真是一种无礼行为。
1870年后,美国从冲突中恢复,移民的大量涌入为工业和城市发展都注入了力量,在改变美国人口构成的同时也改变了美国的经济面貌,激起了美国人对移民的新一轮攻击。和克利夫兰倡导拥护的开门政策针锋相对,斯特朗等人和移民限制联合会等机构都表达了对移民的反对,掀起了一场新的论辩。事实上,自殖民时期以来,关于美国人身份、意识形态和移民的辩论就从未停过,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中,杂糅着殖民者和土著部落、保皇派和革命者、北方与南方、黑人与白人的视角。总的来说,在这场拉锯战中,一些人认为自己坚守着美国人的身份防线,另一些人则想要突破这道防线。到了镀金时代,“美国人”和“移民”之间的冲突成为焦点,不过就是这场拉锯战又换了一种形式而已。
坚守这种身份防线的方式并不仅仅是直接的对抗,有时也会是更为微妙的文化对抗。爱德华·贝拉米并不是这个时期中唯一在作回顾的人。19世纪晚期的美国人对宗谱的兴趣大增,美国的一些白人名门望族试图在新来者面前证实自己的美国人身份。他们尝试给自己建立起悠久的传统,将自己的家族史追溯到殖民时期或者独立战争时期,对任何可能表明自己是近期移民的污点予以否认。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南方掀起一股对邦联军阵亡将士的崇拜。与此同时,在北方以及全国其他地区也都纷纷兴起这样的热潮,出现了不少新的组织,例如美国革命之子(SAR)、美国革命女儿会(DAR)等。除了这些最有名的组织之外,在东北和西北地区还有几十个其他类似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