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应许之地通往美国世纪的大门（第8/15页）

尽管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少有美国人还在坚持杰斐逊提出的农业共和国构想，但的确有不少人从美国的城市化发展，尤其是许多城市中移民聚居的贫民窟的出现中看到了国家长治久安面临的潜在威胁。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常常会探索城市与社会的变化图景，试图将个体置于正在形成的新型工业城市之中。这正是斯蒂芬·克兰（Stephen Crane）笔下的玛吉·约翰逊（Maggie Johnson）所处的世界。在这本以纽约的鲍厄里街区为故事背景的小说《街头女郎玛吉》（Maggie: A Girl of the Streets，1893年）中，小说的同名女主人公苦苦挣扎，最终不可避免地向贫穷屈服，堕入妓院。

克兰的小说在当时以及后来都被视为文学史上新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鼻祖。事实上，玛吉·约翰逊是在当时各个城市环境中遭遇不幸的许多女性的一个缩影，不管她们所处的城市是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笔下18世纪的伦敦，19世纪30年代的波士顿，还是19世纪90年代的纽约。在对于城市发展的文学和社会批判作品中，男性的命运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不过他们没有像女性那样总是沦落到出卖肉体的境地，而是有更多类型的堕落。威廉·迪安·豪厄尔（William Dean Howell）的《西拉斯·拉帕姆的发迹》（The Rise of Silas Lapham，1885年）描写了男主人公从发迹到倾家荡产，到最后放弃物质发迹的机会从而实现精神发迹的故事。而在几十年后的文学作品里如果塑造了同样的人物，他也许会在布鲁克林大桥上徘徊惆怅，或者可能会直接跳下桥去——20世纪中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和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正开始在文学作品中描写当时阻碍美国理想主义发展的压倒性社会力量。

19世纪晚期的问题在于，社会评论家倾向于为倒霉的玛吉·约翰逊和西拉斯·拉帕姆所抗争的客观力量添上一张面孔——移民的面孔。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社会福音运动，其创始人新教牧师乔塞亚·斯特朗（Josiah Strong）在《我们的国家：未来的可能与当下的危机》（Our Country: Its Possible Future and its Present Crisis，1885年）一书中发表了他对于当时社会和经济罪恶的看法。在斯特朗看来，当下的危机包含了七种致命的罪行：天主教、摩门教、酗酒、财富、社会主义、城市化，还有移民。根据斯特朗的观点，移民“为我们文明当中最为有害的几种罪恶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斯特朗也承认许多移民“是完全赞成我们的自由体制才来到我们国家”，但他认为“典型的”移民还是那些“欧洲农民，他们视野狭隘，道德和宗教素养匮乏，人生观低劣”。[16]

斯特朗警告指出，移民增加了犯罪率，同时也损坏了“本国人民的道德”；移民还“孕育了美国的社会主义”，在那些已经被爱尔兰和德国移民选民群体破坏了民主进程的“暴民统治的城市”里，后果尤其严重。一些社会研究甚至会专门来强化这种反移民情绪。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的《另一半怎么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Studies among the Tenements of New York，1890年）新闻摄影集就探索了那些不太幸运的“另一半人”所生活的贫民窟和移民聚居区，虽然这本集子没有太过强烈的反移民情绪，但它呈现的城市及其居民的生活状况的确让人感到沮丧。正如里斯所描述的那样（见图39），移民的生活相当艰苦，但真正体现其贫穷程度及社会影响的却是他们的死亡。里斯指出，在“过去五年中”，“这个城市里每十个人死去，就有一个人被埋在波特墓园”。对于这个因充满机遇而自鸣得意的社会，里斯的话正是严厉的指责。

本身也是移民的里斯出于强烈的道德目的，致力于揭露纽约下东区恶劣的生活状况。不过，他认为穷人或移民里有些值得帮助，有些不值得帮助，而且他给出的证据也模糊了经济原因和社会后果之间的界限，事实上，这也是所有国家至今都仍在苦苦寻求解决的问题。十年后，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在《城市的耻辱》（The Shame of the Cities，1904年）中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关注的已经不再是社会福利的短缺，而是政治腐败了。和里斯一样，斯蒂芬斯也是新一代揭丑派社会评论家、记者，致力于揭露各个社会阶层的罪恶与腐败，袭击他所认为的美国的“道德缺憾，而这却正是我们自以为最强大的地方”。斯蒂芬斯指出，政治腐败只要仍然存在，就是一种民主的欺诈。在他看来，政治首领“不是政治产物，而是一种美国机制的产物，是一个本不具备自由之精神的自由民族的产物”。

斯蒂芬斯认为在自己调查的腐败现象中，美国人是串通一气的。他指出“在海关的女人，拿着绳索的私刑执行人，以及行贿并且拿回扣的企业首脑”都是这个全国性道德滑坡中的一分子。他提出一个著名的控诉，即“贪污违法的精神正是美国的精神”。斯蒂芬斯对这个丧失了道德准则的国家虽然给出了严厉的指责，但也并没有完全失去希望。他确信美国人虽然犯下纵容坏的政府管理的过错，但同时也更有能力去要求好的政府管理。他论证说，“美国公民的性格里有一种傲气”，“这种傲气也许会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