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应许之地通往美国世纪的大门(第9/15页)
里斯和斯蒂芬斯的观点在美国都很普遍,也与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观点相去不远,但在新世界里还是引起了独特的反响。斯蒂芬斯和里斯都坚信在这片“自由之地”上不应该发生这些情况,也不应存在这种腐败,前者表达得很直接,后者则相当含蓄。在这种社会评论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期望:期待自己也许能够建立起最初的那批殖民者曾追求过的乌托邦。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畅销书、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顾》(Looking Backward,1888年)一书中,这种期望尤其明显。贝拉米书中的男主人公,著名人物朱利安·韦斯特(Julian West)穿越到未来,发现2000年的美国已经完全消除了不平等,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乌托邦。韦斯特的未来之旅让他得以重新评估当下,他指出,“自从我见过另外一个世纪的样子,我眼里的天平就已经倾斜”。从未来回来之后,他带着自己对当下世界的全新理解,在1897年的一次晚宴上严斥在座宾客。“我到过各各他(Golgotha),”他宣布道,“我看见人类被钉在十字架上!难道就因为你们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太阳和星星在这个城市中看到的是什么景象,所以只能考虑和谈论别的事情吗?在你们隔壁,就有无数男男女女,你们的至亲骨肉,他们从生到死所过的生活只是一场痛苦,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图39 《戈瑟姆法院》。这幅插图出现在雅各布·里斯1889年在出书前所写的一篇文章《另一半怎么生活:租户研究》,载于《斯克里布纳杂志》第6卷第6期(1889年12月)。在这篇文章以及后来的书中,里斯强调,纽约——也暗指整个国家——已经“错失了可以健康发展的良机,并且这个机遇失不再来”。在某种程度上,里斯也是一种阶级批判,批判纽约沿着中心区曼哈顿岛的逐渐扩张。在此过程中,个体被带离了最初的落脚点和身为贫困移民的初始状态,被无情地驱赶着向上攀爬,向财富和成功进发。作为成为美国人的一种隐喻,这种持续的城市更新和向上的流动性难以阻挡,然而正如里斯强调的那样,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又太难实现。“在闹市区的那些老房子里,”他指出,“租户由于无知而出生,在贪婪中被抚养成人……从列车呼啸而过的高架铁路出发走上几十步,穿过布鲁克林大桥底下的富兰克林广场,列车喧嚣的回音还在耳边作响,但你已经从繁荣地带来到了贫困地带。”(第643页)
1897年美国的现实相比于贝拉米创作小说时的1887年并没有什么变化,许多美国人还是不会将那些城市贫民区的居民当成和他们一样的血肉之躯看待。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预见未来,他们能做的只有回顾过去,而这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太过熟悉。不管是以纽约的“城市老板特威德”和坦慕尼协会会堂为典型的政治腐败,还是惠特利向之开战的走私犯和罪犯,都没有消失;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问题反倒变得更为严重。这似乎表明了布赖斯(Bryce)在1888年提出的观点不无道理:他不认为大多数来到美国的移民带着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倾向或是什么犯罪目的,与之相反,这些移民只是在政治方面一无所知,容易腐败。就在贝拉米回顾过去的同时,布赖斯设想了美国的未来。如果说克雷夫科尔对“美国人这个新人种”这种旧世界里乌托邦式的集体描述取悦了美国人,布赖斯则是描绘了这种理想的局限性,提醒了美国人将移民转变成“新人种”既不简单,也不能确保成功。
诚然,移民几乎不会认为自己是易于塑形的旧世界黏土,准备好了被新世界重新打造;他们的想法与此恰恰相反。罗马尼亚移民作家马库斯·伊莱·拉维基(Rabbi Marcus Eli Ravage)就在书中回忆了自己刚到美国时感受到的“最初的冲击”,并且指出这种反应部分是由于他自己的文化包袱。正如拉维基解释的那样:
从欧洲来到这里的移民并不是美国人所以为的原材料。他不是一张白纸,等着你去随心所欲地涂涂写写。他不是凭空出现的,相反,他带着自己根深蒂固的传统,带着自己的一套文化、品味和习惯,这些和他的民族经验一样古老,是由其种族和环境传承下来的。也正是他的整个旧世界的灵魂,在他一踏上这里的土地之时,就与美国的灵魂发生了冲突。[18]
拉维基口中的“旧世界的灵魂”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了这个新环境和这里的居民,他们被许多本地居民看作是些“可笑的人”,甚至还会被称作“欧洲的渣滓”。拉维基来到美国时,美国的移民法已经开始收紧,1882年颁布了第一部《联邦移民法》,将罪犯、疯子、贫民以及那些有可能成为公众负担的人群排除在外。同年,《排华法案》通过,这部法案最初是为了阻止西方进口廉价中国劳工,后来却不仅成为移民管制的参考模板,而且随着美国影响力范围——或者至少是活动范围——向海外的扩张,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种族态度问题上。当然,美国已经在更近的局部地区尝试并且测试过了移民管制的程序。自由女神像揭幕还没到10年(1897年),移民限制联合会就提出,和那些南方想参与投票的非裔美国人一样,新移民在移民前必须参加识字测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