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罗马与迦太基的西西里之战（第9/10页）

如此，两方终于达成合约。失败国那位无可征服的将军从他防卫了如此之久的山岭下来，交出腓尼基人占据了至少四百年的堡垒——这些堡垒，希腊人曾屡攻不克。西方和平了（公元前241年）。

对罗马战争行为的评语

让我们先把两方的冲突放下，说几句关于迦太基之战的看法。这是罗马人所曾发动过的最长又最重大的战争之一；许多在决战的战场中效命的战士，在战争开始时还未降生。战争的过程中极度高贵的表现虽然层出不穷，但整个说来，不论就军事方面还是就政治方面，罗马人从没有比这次战争处理得更坏、更犹豫不决的。这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冲突发生于罗马政治体系的转型期——从意大利政治形态（这已不敷应用了）转向大国的政治形态，而这大国的政治形态又尚未成熟。就纯粹的意大利政策来说，罗马的元老院和军事体制都非常杰出。这样的政策所激起的战争，纯粹是大陆战，以半岛中央的首府为作战计划的主要根据地，以罗马的连锁堡垒为第二根据地。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战术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进军与行动计划占据的不过是次要地位，战争才是主要。围城战尚在初步阶段，而海战则连想都还未想过。我们可以很容易了解（尤其，那时的战争是以面面相对的血刃战做决定的），思考性的集会如何指挥这种作战准备，而行政官员又如何号令军队。所有这一切，都顷刻改变了。战场伸至无以计算的距离以外，到另一大洲的未知领域去了，在浩瀚的海洋的彼端；每一个波涛都可能是敌人舰队航道，每一个港口都可能送出敌人的战船。顽强据点的围攻，尤其是海军堡垒的，希腊的战术家们就曾失败过；现在则轮到罗马人了。陆军与民兵制度不再够用了。必须建造舰队，而比建造更难的是运用；攻击与防御都必须准备得当，组合群众与指挥群众，长时期与长距离的远征都必须有不同于以往的调整；如果这些方面处理不善，即使兵力甚弱的敌军都足以将你击败。那么，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缰绳从审议会和发号施令的自由民手中松脱，不是意料中事吗？

显然，罗马人于战争开始时不知如何着手；在斗争的过程中，他们制度的不适宜才一件件暴露出来，迫使他们注意——他们缺少海军力量，缺少固定的军事领袖，将军能力的不足，舰队司令的全然无用。罗马人旺盛的士气与好运弥补了缺陷的一部分；在舰队的建造上就是如此。然而，这巨大的造物，却只是一种庞大的权宜物品，而且一直是如此。罗马舰队形成了，但只在名分上是国家性的，国家对它的情感却始终是后母的情感。罗马人对服务于陆军军团有极高的荣誉感，但对服务于海军，心里的地位却相差甚远。这跟船上的分子有关。船由桨手划动，而桨手不可能是高贵的人；但罗马人至少可以组织有别于陆军的海军兵团，采取步骤培养一批海军军官。他们本可以利用国民的热情逐渐建立起一支海军，使它不仅在人数上众多，而且在航行力与实际战争中杰出；因为他们有长期战争中所发展出来的海盗力量作为核心。然而，政府在这方面却一事不做。虽然如此，罗马舰队的大笨船却是这次战争中的天才之作，而在战争之始以及战争之末，都是由这种舰队为罗马扭转了战局。

然而，还有另外的缺陷更难克服，因为务必先更改法制。元老院由于相争派别的势力时有消长，会将战争从这一种方式突如其来地跃向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会下达令人不可置信的错误命令，如从克鲁佩亚撤军，如好几次缩减舰队；某一年将军会围攻西西里的城镇，下一年他的继任者却不但不促使这些城镇投降，却去劫掠非洲海岸，或冒险发动一次海战；而最高指挥权由于法制的规定，须年年易手——这些怪现象若想消除，就必须变更国宪，而这却比建造舰队更难，然而法制的保存却无从与这类战争相配合。更明显的是，不论元老院还是诸将军，都无法立即适应这新的战争。雷古卢斯之役是个例子，说明他们何等固执于一个观念，即战术的优越足以决定一切。命运把胜利投入怀中的将军并不多；公元前256年，他站的位置正是五十年以后西庇阿站的，只不过西庇阿没有汉尼拔和精兵为敌。然而元老院却在证明了罗马人战术上的优越以后，撤退了他半数的人马；那将军本身，也在盲信自己的优越之下，留在原处，在战略上已处于败地，而在敌军挑战的时候也不择而战，在战术上又遭惨败。这是极令人瞩目的例子，因为雷古卢斯是能干而有经验的将军。他们曾用这乡巴佬的方式打赢了伊特鲁里亚和撒姆尼，然而在突尼斯平原，让他们失败的也正是这种方式。“每个公民都适于做将军”，这个原则在其本来的范限之内本是不错的，但现在不实用了；新的战争形态需要具有军事训练、具有军事眼光的将军充任，而一般的自由民却不是个个都有这些专长的。人员的安排更糟：他们只把舰队的主要指挥权作为陆军指挥权的附属品，而凡是碰巧当罗马行政首长的人，则不但当了陆军的将军，而且当了舰队司令。罗马人在这场大战中所遭受的最大灾难不是出于风暴，更不是出于迦太基人，而是出于它自己的公民——舰队司令的愚妄恣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