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庞培与恺撒的联合统治（第7/11页）

无疑，沉默的大众反对日甚，因为他们日益清楚摄政者在逐步结束老体制，并以尽可能温和的态度使现行政府顺从君主政体。元老们只好屈从，因为他们别无他法。举凡重要国事，尤其是军事方面与对外关系，完全不征询元老院而自行处断，有时以人民谕令之名，有时则完全以统治者的好恶。在鲁卡所达成的高卢军事指挥权协议，完全由克拉苏与庞培以人民之名批准，而关于西班牙和叙利亚的军权则由护民官盖乌斯·特雷伯纽斯核准，另有许多重要的官职往往也都以人民谕令之名委任。恺撒业已明示，摄政者们根本无需任何同意就可自行扩充部队，借调则也无任何犹豫。例如，为了高卢之战，恺撒接受庞培支持；为帕提亚战争，克拉苏则接受恺撒之助。波河以北的人在现行体制下只获有拉丁权利，但在恺撒治理期间则实际把他们完全当罗马公民对待。

形式上说，新取得的土地之组织总是由元老院的委员会处理，但高卢的广大征服地，恺撒却照其自己判断规划，他虽未曾取得更进一步的权力，却设置了类如新科莫（科摩）这样的殖民地，殖民有五千之众。皮索指挥色雷斯之战，加比尼乌斯指挥埃及之战，克拉苏指挥帕提亚之战，均未征询元老院，甚至连例常的报告都没有。同样，胜利或其他荣誉的颁发也未经元老院闻问。

显然这并非仅是对形式的忽视，因为若只为形式，摄政者大可取得，因为元老院在绝大部分事情上根本不会有反对意见。他们之所以不征求元老院意见，是有意切断元老院对军事事务与高级政策的干预，而把它局限于金融问题与内政。反对者明白察觉到这种意图，而尽可能提出抗议，有时以元老院的谕令，有时则以刑事诉讼。摄政者虽然把元老院置于一旁，有时却仍运用危险性较少的民众集会，只小心不让这些街头的老爷们妨碍了国家的老爷们的大事就好。然而，很多事情他们连这个空洞的影子也摆脱了，干脆公开独断独行。

新君主政体下的元老院　西塞罗和多数派

那抬不起头来的元老院不管愿不愿意，都只有屈从。屈从的大多教之首脑仍旧是马库斯·西塞罗。他的法律才华使他总是可以为任何事情找到理由——或毋宁说是说辞。他本来是贵族们反对摄政者的代表，而今却由恺撒把他变作了屈从者的代言人，这真可说是恺撒式的讽刺了。也正因此，虽然此人以前曾有短期想脚踢坚石，摄政者们还是原谅他，因他们确定他现在已经惟命是从了。他的弟弟格于义务参军，调至高卢担任军官，因之成为人质。庞培又迫使西塞罗本人接受他的挂名助理之职，而由此掌握了任何时候都可“请”他卸任的机会。克洛狄乌斯无疑受到指示，不要再骚扰他，但恺撒并不会为西塞罗而摒弃克洛狄乌斯，正如不会为克洛狄乌斯而摒弃西塞罗；如此，这位救国的大英雄，这位国家的解放者，就插足了内阁的内战，而其详情则惜乎无阿里斯托芬之类的史家予以披露。

不但那曾经重击过西塞罗的棍子现在仍然悬在他头上，而黄金的枷锁也落在他身上。经济陷于严重困境的他，极为欢迎恺撒的无息贷款，何况那使得货币在首都大量流通的建筑也请他做共同监工。许多不朽的演说都胎死腹中，因为他想到演说过后恺撒的代理人可能会给他递上一张要命的账单。结果，他发誓“此后不再要求权利与荣誉，只为讨好摄政者而效命”、“要柔软得像只耳朵”。因之，他们就尽其所能地利用他，为他们做辩护人。由这个角色，他往往受命来袒护他最恨之入骨的敌人，尤其是在元老院中为然；在元老院中，他往往充任联合君主的口舌，提交一些“别人可能同意，但他却不”的提议。真的，作为没有脊椎骨的一派之首，他在政治上甚至也具有了某种程度的重要性。政府中其他可以威胁利诱的分子，摄政者也用同样的手法对待；整个来说都已使他们处于驯服的地位。

加图和少数派

当然反对者中也有一部分始终不屈，至少也表现出顽强的样子来，是既不受恐吓又不能赢取的。摄政者们已经认定，采取特殊的办法——例如以前处理加图和西塞罗的——对他们自己的害处多于益处，与其把共和派的反对分子变成殉道者，不如忍受他们的反对好些。因此，在公元前56年年尾他们允许加图返回罗马，自此以后，在元老院和广场，他常冒性命之险反对摄政者；这种行为当然是可敬的，但同时也可笑。

对特雷伯纽斯的几项提议他提出争辩。在广场，他又把事情推到大打出手的地步；在元老院，他提议地方总督恺撒应该让位给乌西皮特人和滕克特里人，因为他对那些野蛮民族的措施太背信弃义了。这些，摄政者们都容忍下来。当元老院决定由国库支俸给恺撒的部队后，加图的桑丘·潘沙[1]、马库斯·法沃尼乌斯跳到元老院的门口，向街头宣布此举对国家的危害；也就是这个人，以他低俗的格调讽刺庞培的白色护腿绷带（因为他的腿痛），说是戴错了地方的王冠；而执政官兰图卢斯·马尔赛里努斯在喝彩之下向大会演说：汝等现在当尽量利用表达意见之权，因为机会难再；当克拉苏率兵出发，前往叙利亚，护民官盖乌斯·阿泰乌斯·卡皮托以当日一切呼神唤鬼的仪式，召恶鬼与克拉苏同行。这一切，摄政者们也都容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