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盛世之巅（第16/17页）

　　经过长时期的酝酿，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皇帝克服巨大阻力，毅然废除了“完赃减等条例”，代之以“完赃不准减等”的新例。不管你家里多有钱，贪污白银只要满了1000两（相当于今天的20万元人民币）即判处斩首，决不宽贷。这一改革，使清王朝的惩贪力度上了一个极大的台阶，使无数贪官人头落地，家破人亡。凡贪污或受贿案件，承办大员一旦查有实据，立即请旨将犯官革职、查抄，籍没家产异常迅速、严密而彻底，贪官污吏的下场不仅身首异处，而且家产无论精粗多寡一律入官，真是落了个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在中国历史上，惩贪严厉者，在朱元璋之后，乾隆可排第二名。

　　立法如此之严，执法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惩贪举措，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防范严密，明察秋毫。乾隆皇帝充分利用密折制度，广布耳目，充分监察大臣们的一举一动。而且对同一个人，他往往命多人秘密考察，以免偏听偏信。这样就掌握了大量真实情况。比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命令湖北巡抚开泰秘密考察湖广总督鄂弥达的官品操守。开泰回禀说，鄂氏年老体衰，不过尚能正常办公。其家人闻有收受门包之事，不过数量不多，而且鄂氏自己好像也不知情。皇帝看后批示，鄂氏的问题不仅如此，你反映的并不全面：“非但此也！鄂弥达往查湖南省，令其子拜各属员，亦间有收受礼物者，操兵全不阅看……”通过这种方式，所有高级官员时刻感觉自己处于四周同僚的监察之中，时时自危，居官自然如履薄冰，不得不小心谨慎。

　　二是执法从严，决不姑息。高级官员如果事涉腐败，即使情节轻微，数量不多，也决不轻恕。

　　云南总督恒文是乾隆喜欢和信任的大臣之一，他头脑灵活，能力突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关系。乾隆说他“历任封疆，受恩最重”。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恒文按各地惯例为皇帝准备“土贡”。他因云南产金，拟购买黄金制作几个金手炉献给皇帝。当时黄金市价为每两金子换14两银子，而恒文为了占便宜，只给10两银子。这当然是以购买为名，行勒索之实，确实相当卑鄙，不过占这么点小小便宜，情节也确实谈不上重大。

　　此事被揭发后，乾隆颇感意外，立即派尚书刘统勋为钦差大臣前往严查。虽然案情轻微，皇帝却决定立刻赐恒文自尽。后来因查出此事之缘起是经下属怂恿，情有可原之处，遂改为终身监禁。给恒文买金子帮过忙的云南巡抚、云南布政使、云南按察使一并被革职，其他56名州县官员都受到了相应的处罚。皇帝对涉及贪腐之案毫不宽假的坚决态度于此可见。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湖南布政使杨灏借工作之便，侵占3000多两白银案发，杨灏被处以斩监候，伺二十二年秋后处决。乾隆二十二年秋审，也就是复核死刑犯时，继任湖南巡抚蒋炳认为杨灏已经在一年内把赃银全部弥补，建议判他死缓，九卿科道及三法司对此都无异议。案卷进呈，乾隆皇帝“阅之不胜骇然”，气得手直打战，“不胜手战愤栗”，当天之内连下四道上谕，连篇累牍，痛斥这一建议之荒唐。他说，杨灏身为三品大员，乃克扣至3000余两，本应立行斩首，“监候已系朕格外之恩”。对如此恶劣的犯罪情形，皇帝以为大臣们自然会建议处死，不料居然大臣们一致认为应改判死缓。狼藉至此，犹得宽免一死，“则凡督抚大吏，皆可视婪赃亏帑为寻常事，侵渔克扣，肆无忌惮”。“其何以饬官方而肃法纪耶”！

　　杨灏被立即处死，提出改判动议之湖南巡抚蒋炳被罢官抄家，发往军台效力赎罪。附和此议之尚书、侍郎、给事中，御史赵弘恩、鄂弥达、蒋溥、李元亮、王际华、李清芳、王和、勒尔森、舒明、董邦达、金德瑛、刘纶等68人，分别处以革职留任、降级留任、销级、销纪录、降级、注册等处分。

　　第二天，皇帝仍然气不能平，又下达长谕，痛斥官官相护之风。乾隆说：

　　夫明刑弼教，乃国家刑政之大纲……近日内外问刑衙门习气，不求其情罪之允当，惟事妇寺之仁……至俨然服官从政，自当知凛遵宪典，而犹悍然作奸犯科，此而可宽，则谁不蔑法营私，小民将必深受其害……岂有方岳大员，婪赃累累，而尚藉口完赃，俾得偷生视息，有是理乎！……九卿科道，每于秋审棚内哓哓致辩，不过求宽一命，或为自己积福地，而于此等要案，则无一人见及，雷同附和，公为矫诬，此而不加惩儆，纪纲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