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教授的教授”

陈寅恪（1890.7.3—1969.10.7），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陈寅恪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在他的性格、思想深处只有博大和朴实，以及朴实之下的深邃。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秀品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陈寅恪自谓不谈政治，却时刻不忘国家大事；研究历史表面看满篇考证，骨子里说的都是兴衰成败；面对强权，他一身傲骨，卓然独立。

一颗真正的“读书种子”

早在柏林苦读期间，陈寅恪就被时人称为真正的“读书种子”。

陈寅恪苦读，巧读；用心读，动笔读。他读书，有圈点，有校勘，有批语，眉批或行间批。梁慧皎《高僧传》（初集）是他批校最多的书，其批校字迹之细小几如毫发之难于辨识。蒋天枢在《陈寅恪读书札记弁言》一文中说：“先生生平读书，用思之细，达于无间，常由小以见其大，复由大以归于细；读者倘能由小以见其大，斯得之矣。先生读书，用思绵密，用语雅隽，立言不多而能发人深省。所记，大抵申抒己见，或取新材料补证旧史；或考校异同，与前贤札记之以铺叙例证得出结论者，颇异其趣。将来先生书出，对于未来学术界将有深远影响，可预卜也。”

而陈寅恪所著之书，亦大多取材于平素用力甚勤的笔记，其批校特密者往往成为后来著书的蓝本。

家庭的影响，时局的动荡，陈寅恪和所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一样，希望找到一条济时救世、富国强民的道路。1910年，远在柏林求学的陈寅恪听到日本并吞朝鲜的消息，慨然作诗：“惊闻千载箕子地，十年两度遭屠剖”“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1911年，在瑞士的他，从报上得知辛亥革命的消息，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要谈革命，首先要注意的便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理所当然的。读德文版的《资本论》，陈寅恪可能是中国第一人。

在哈佛的岁月里，陈寅恪开始走向性格的成熟与冷静，他也由此走向历史的深邃与文化的博大。在与好友吴宓谈话中，陈寅恪谈到，推重实用，或可使中国实业发达，成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

初到美国留学，陈寅恪购书的豪举，让众学子难忘。他主张书要大购、多购、全购。一日，陈寅恪说：“我今学习世界史。”遂将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剑桥近代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古史》等几十巨册陆续购回，成一全套。在他的带动下，吴宓也买了一套19巨册的各家注释汇编本《莎士比亚全集》。

1923年，赵元任夫妇到柏林，见陈寅恪午饭时总是叫炒腰花。后来在清华，陈寅恪与赵元任同住，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就总是叫厨子做腰花，陈寅恪却一点都不吃。杨步伟觉得很奇怪，就问：“你在德国不总是叫腰花吃吗？”陈寅恪告诉杨步伟，那是因为腰花在德国最便宜。在柏林读书时，陈寅恪生活非常清苦，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都不正式进餐。

陈寅恪留洋十数年，进入众多高等学府，然而却未怀揣一张高级学位证书回来，他完全是为了读书而读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便去哪里拜师、听课和研究。不仅读书本，而且留心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而对大多数人所重视的学位之类，他却淡然视之，不感兴趣。

萧公权曾说：“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受学位。史学名家陈寅恪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不幸的是有些留学生过于重视学位而意图巧取。他们选择学位、院系、课程，以至论文题目，多半是在避难就易。他们得着了学位，但所得的学问却打了折扣。更不幸的是另有一些人在国外混了几年，回国后自称曾经某某大学授予学位。他们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办或其他事业中混迹。”

1925年，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已在清华任教的吴宓向梁启超介绍陈寅恪。梁启超便推荐陈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的校长曹云祥尚未听说过陈寅恪，问梁：“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大为生气了，遂答曰：“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介绍了柏林、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曹云祥听后才决定聘他来校任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