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曲3：军队（第2/6页）

安德列斯基先是介绍了人口学鼻祖马尔萨斯的理论。马尔萨斯认为，因为人口以几何速度增长，而粮食和空间却没有如此快的增长速度，所以必须限制出生率或通过疾病或暴力加快死亡，人的日子才过得下去。安德列斯基认为这就是战争的起因。（如果他在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一书出版之后才开始撰著的话，恐怕就不会如此肯定了；麦克尼尔在该书中指出，外来的疾病比作战致死的人多得多。）他提出，在原始社会中，强者抢占弱者的女人，因此而限制了出生率；但随着上层阶级出生率的上升，上层阶级必须要么把过多的成员推到下层去，并继续借助暴力来限制下层人口的数目，要么就用暴力抢夺邻居的土地。无论采取哪个办法，都会形成一个统治社会，或对外打仗的军事阶层。这个军事阶层的大小，即军事参与比例（MPR），取决于它在满足了自己可能是贪婪过度的消费和拥有的需求后，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下层阶级的需求。在以武力压服周边邻居的部落中，所有健康的男性可能都是战士；如果经济状况良好，统治阶级可以靠经营贸易、制作产品或精耕细作来为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口粮，军队的规模会相应缩小到仅够为人民的好日子提供保卫，甚至可能会出现类似民主的制度来掩盖权力的真相。然而，他说大部分社会制度介于军事参与比例这两个极端之间，而它们的具体性质取决于另外两个因素：一是统治者有多大的必要或多大的能力对被统治者施加控制——安德列斯基称其为隶属性；二是掌握军事技术和装备的人彼此有多团结——聚合性。

引用几个他举的例子：迁徙的布尔人（Trek Boers）在19世纪初离开南非受英国统治的地区去寻找自由的土地，拼死守卫他们占据的地盘，抗击当地非洲人的来犯。他们的社会军事参与比例很高，每个男人都会骑马打枪；隶属性低，因为他们建立的共和国几乎没有政府；聚合性也低，因为父系家庭仍然是个人忠诚的归属单位。另一方面，哥萨克人同样是军事参与比例高；隶属性低，因为首领没有多少手段来强行推行自己的意志；但他们的聚合性很高，因为大草原生活的种种危险迫使他们必须结成紧密的群体。比较常见的形式或者是低军事参与比例、低聚合性、低隶属性，在君主统治长期积弱的中世纪的欧洲，骑士主导的社会就属于这一类；或者是高军事参与比例、高隶属性、高聚合性，这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军事化工业社会的写照。

安德列斯基的小书因其立论的大胆新颖和斩钉截铁而令人瞠目。他通过一系列复杂但貌似合乎逻辑的推论，使读者不得不同意只能有6种形式的军事组织，然后旋风般地横扫整部世界史，把每一个所知的社会，从最原始的部落到最富裕的民主国家，都归入那6种中的一种。读者只有在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才会冒出疑惑。总的来看，安德列斯基的体系过于机械化，虽然他对马克思的理论非常不屑——“纯经济因素无疑会造成所属阶层的变化，但……长期的趋势却是由军事力量重心的转移所决定的”——但他的分析却严格遵照辩证法，一丝不苟。具体地说，如果读者对安德列斯基如此不容分说地对号入座的社会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的话，就会看到其实他的分类并不十分准确。比如，布尔人也许缺乏聚合性，而且一贯桀骜不驯，但任何与他们打过仗的人都深信，他们的法律不及之处由荷兰的新教归正会填补上了；他们虽然没有政治的聚合，但有在《圣经》基础上的聚合。哥萨克人不服管教也有其限度：若长老或同伴决定把某个捣乱分子逐出群体，他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此外，安德列斯基对其他社会学家所谓的“价值观系统”太不重视。虽然他承认“神巫—宗教信仰为社会不平等（提供了）最早的基础”，但是后来就对这个题目只字不提。我们已经看到，有些原始部落不赞成暴力，试图通过程式性的战斗予以控制；一神教也对暴力不以为然，像伊斯兰就不得不建立由奴隶组成的团体来行使武力，以使权力的需要不致与宗教的要求相冲突；中华文明尽管屡遭暴力打击，但仍固执地相信“上士”——指理想的统治者——“应无须暴力即能达到目的”；然而安德列斯基对这些都未予考虑。

如果采用另一种方法，似乎做出的分析会更加全面：承认军事组织的形式存在有限的几种，某一种具体的形式与它所属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确实有着紧密的关系，但决定这种关系的因素可能极为复杂。比如，传统的作用十分重要。安德列斯基承认，“一个全民皆兵的平等主义社会可能会抵制引进更加高效的作战方法，因为那会取消普遍服役”。如果仅以日本武士和马穆鲁克为例，可以看到，更常见的情形是占社会少数的军人特权阶层抱残守缺，坚持保留过时的军事技术，甚至不讲道理地一直坚持几百年。社会学家称这样的少数集团为“精英”，其实此一称号并不恰当，因为集团的成员是自我选拔而成的。另一方面，“精英们”也可能不遗余力地推行耗费巨大的革新政策。维多利亚女王皇家海军的军官一旦接受了蒸汽驱动的铁甲舰船后，就不断寻求新型的舰只；一种军舰造出来没有几年就被他们宣布为过时，舰只服役的时间越来越短，最终使军舰制造成为不列颠编制预算时争议最烈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