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合影里的伦理与时代

摄影术自19世纪下半叶传入中国后，大大小小的照相馆先是在通商口岸，继又在内地城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照相是一种富有神秘色彩的新兴行当，极大地满足了人们观望自己的好奇心。

人们最初面对照相机镜头的时候，多少会有些紧张，连苏珊·桑塔格也承认，“理智告诉我，对着我的照相机并不是顶着我脑袋的枪管，可每次在为拍照而摆姿势时，我还是会感到不安”。她说，“虽然我是一个职业的‘观看者’，却还是一个业余得要命的‘被观看者’。每次我被人拍照的时候都能感受到同样的不知所措”，桑塔格戏称自己“在被照相这点上，堪称是永远的处女”。

而人们最初的紧张，比桑塔格所指的还要严重得多，桑塔格说的是被拍摄者面对镜头拿捏表情时的“不自然”，而早年间面对照相机的紧张，多少含有对摄影本身的恐惧，有的则干脆拒绝照相——事实上，对照相机的恐惧延续了很久，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有些偏僻地区的农民还纷纷躲避摄影记者的镜头，说那东西能勾魂吸血。

虽然如此，摄影很快便在我们这个崇尚宗族与家庭观念的国度里担负起了自己特有的功能，成了强化家族认同的重要手段。每逢节庆或难得的团聚之时，有条件的家庭，往往要么到照相馆、要么请摄影师到家里来留下一张合影。此时，合影俨然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家庭仪式，与中国人大团圆的传统期待恰好契合，几乎是每个家庭都乐此不疲的事情。

《老照片》刊行十多年里，刊出过各种各样难以计数的家庭合影。这些不同时期的家庭合影，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折射出了不同时代的伦理与风貌，为后人研究中国家庭乃至社会的变迁，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这里，笔者依据照片拍摄时间的顺序介绍几幅，从中或可窥见中国人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曾经有过的伦理倾向与生存状态。

这幅题为“一个农民家庭”的照片（见图一），摄于上世纪20年代，是外国传教士在乡村采风时所拍。照片上是山东胶东地区某个普通农民家庭。坐在前排的两位老人，是家庭的祖辈。男性老者的拐杖须臾不离，照相时还在拄着，给人感觉这根简陋得与讨饭棍无异的拐杖，此时此刻却具有了某种“权杖”的意味，与他那部苍然的胡须相得益彰，衬托出老者在家中的至尊地位。站在两边的分别是他们的儿子与儿媳。

解读这张照片的作者冯群力发现，站在老人身边的儿子，表情里流露着无奈与尴尬，他进而分析道：“（这）或许和他生育的女孩太多有关。恐怕后排抱着的还是个女孩，一般情况下，如果是个男孩，大都由他的母亲或妻子在前排抱着。”假如是男孩，通常不光要在前排抱着，还要把小鸡鸡也刻意露出来，以示香火有继。

图一 1920年代，山东胶东一家农民的合影。

照片上，除了中间那个少不更事的小女孩露出一脸的灿烂，一家人看上去都有些无精打采，这固然与“后继无人”的自卑有关，大概与这张合影非完全出于主人的自愿，也不无关系。八成是传教士临时起意，把这家人仓促拉到一起照了这张像。如果没有传教士的主动邀约，这家人可能永远想不到要到照相馆去拍下一张合影。

与前面那张“阴盛阳衰”的照片正相反，在接下来的这张题为“祖上”的合影里（图二），祖孙三代是清一色的男性。作者鲁人作为这个家族的第四代子孙，结合这张照片，向读者讲述了先辈们或求索奋斗而终不得志、或沉溺赌博与鸦片而寿不终年的多重命运。

照片里居中安坐的老人是作者的曾祖，右一是作者的大爷爷，右二是大爷爷的长子，左一是作者的祖父（曾祖的次子），左二是三爷爷，左三是大爷爷的次子。作者的曾祖早年在乡村边教私塾边学做文章，一心想博取个功名，但未及如愿，科举便废除了。其大爷爷因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早早便离开了人世。三爷爷年轻时曾沉迷于赌博，虽然后来金盆洗手，但终生碌碌。不过，作者回忆起与三爷爷的相处，却不乏温馨：

图二 1931年，祖孙三代的合影。

一年春节，我去三爷爷家拜年，两位堂叔正在院里弹球，见到我便招呼一起加入。玩着玩着，便嚷嚷着要玩“来钱”的。三爷爷因此给了一文不名的我五六分钱，眨眼工夫，那几分钱全进了两位堂叔的口袋。如今想来，自己当年真是不懂事，几分钱对那时的三爷爷并不是无所谓的数目，至少全家一顿菜钱想是够了。三爷爷见我输了钱，只是豁然地一笑，不知他是否又想起了自己当年浪迹赌场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