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合影里的伦理与时代（第2/3页）

与两位兄弟不同，作者的祖父曾为家族的振兴争得一线希望。作者曾祖教私塾时的一位得意门生，后来在东北发迹了，读完改制后小学的祖父便去投奔了他。在东北奋斗了几年，开了自己的织袜厂，一度很红火。长兄抽大烟，老弟赌博，家里多靠祖父毫无怨言地补贴。而这种无怨无悔，正是事业成功的家族成员的责任与美德。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日本人侵占东北后，严控中国人对棉纱棉线的收购，祖父的生意一落千丈，最终倒闭。后来，作者的祖父被迫返回关内，又在北平、天津尝试过多种生路，终不得志，一家人只好又回故里务农去了。

先是科举的废除断绝了前辈耕读上进的通道，继之是舶来的毒品和传统的陋习摧折了后辈的意志与生命，而这个下层家族仅有的一点希望，又被日本人的入侵碾得粉碎，中国人在20世纪上半叶所经历的阵痛与苦难，差不多都让他们摊上了。

命舛如此，夫复何言！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对中国家庭的悲欢离合作用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因素，莫过于国共纷争了。两个政党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恩怨情仇，影响和改变了无数中国人和中国家庭的命运。

巫加都在第四十一辑《老照片》里发表了一张父母的订婚照（图三）。这张照片拍摄于1947年前后。照片上端坐在中间的老太太是作者的奶奶，两边是作者的父母，站在后排的是作者的三位姑姑，中间是大姑静华，右边是二姑德华，左边是三姑亚华。前面怀里的小男孩是作者大姑的儿子。这是一个殷实的书香之家，不仅祖上有多人读书（曾祖还是前清举人），子女也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作者的父母是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大姑毕业于中央大学历史系，二姑毕业于重庆大学，三姑当时在内迁重庆的南开中学上学。

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知识家庭，是如何卷入国共纷争的呢？说来实在有些蹊跷，且听作者道来：

家里这三个斯文秀气的女儿选择的伴侣，竟然都是军人或曾经的军人。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连年战乱，遍地都是当兵的。

第一个闯进这个书香之家的军人是国民党军队的飞行员韩丙凡。这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北方小伙子，一表人才，毕业于国民党中央空军军官学校，参加过抗战，与省立女子中学教员静华恋爱八年终成眷属。可惜他们一双漂亮的小儿女都不幸夭折。1949年大姑夫带静华去台，后升为空军中将。我家相册中并无韩姑夫的形象，也许是因政治运动不断，相册也需不断清理，可这一海外关系仍无形中影响了我家两代人。

图三 1947年，重庆一个知识家庭的合影。

当然，在台湾的静华不会想到两个妹妹都嫁到了“敌营”：一个跟了曾经的新四军，一个跟了解放军。

从此，天各一方，生活在海峡两岸的亲人音信全无。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两岸关系出现松动，大陆这边的亲人始通过在香港登报、委托旅行社等办法，千方百计与台湾的亲人联系。最后，费尽周折，总算找到了那边的大姑夫。这才知道大姑去台湾后，因突发心脏病，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去世了，作者不胜感慨：“原来影响我家两代的海外关系早已虚拟！”

后来，作者已退出军界、经商有成的韩姑夫还是携续弦的夫人回大陆探亲了。其间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作者二姑住在北京军区大院，韩姑夫前去探望，车到军区大院门口，警卫见是台湾来人，很警惕，不让进。后虽经过交涉放行了，但韩姑夫却犯了倔脾气，拒绝下车，只好又原车回城了。让作者的二姑在家里白忙活了一通。

作者不无幽默地揣测道：“（进门受阻）也许让这位‘国军’老将又想起了过去受‘共军’挤兑的伤心事吧。”

老照片收藏与研究者谭金土，1999年在十二辑《老照片》里发表了一幅他在苏州文庙古玩市场淘得的一张家庭合影（图四），并为这张拍摄于1950年5月的家庭合影写了篇解读文章，题为“读这一家子”。照片系这家人为庆贺老太太七十九岁生日而阖家拍摄，因拍摄的时间恰在新旧时代交替的当口，作者面对这张大家庭的合影，做了如是解读：

1950年，刚从战乱中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是严重的物资匮乏。但这个家庭成员的穿着打扮以当今的标准似乎仍可以组成一支毫不逊色的时装表演队。这家人中第一代和第二代虽穿着传统的长袍、旗袍或大襟衣服，但男士脚下闪亮的革履和女士的绣花鞋仍显露着他们的高贵。后排虽有一人仍穿长衫，但时尚的西装和挺括的中山装把其余三个小伙子装扮得挺拔英俊。女士们旗袍的料子是鲜艳入时的，而毛衣作为外套穿戴在今天也是一种时尚，三个小姑娘大翻领的学生装洋溢着朝气。女士们和男士们的发式都经过电热风和油脂发蜡的精心处理，那种大波浪的发型也在改革开放后的七十年代底和八十年代初的女士们头上开始重现。前排那些娃娃们五彩缤纷、形式各异的童装，在今天仍不能说已经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