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宜发表”（第2/3页）

真是无独有偶。后来《老照片》里还刊发过一张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下野”回到奉化老家祭祖时，与蒋经国在山间俯瞰家乡的照片（图二）。据照片的提供者秦风先生介绍，这张照片也因为是俯角拍摄了领袖的背影，被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方面列为“不宜刊布”，直到蒋氏父子离世后，才得以公开面世。

虽然这两幅照片的基调有很大的不同，前者表现了领袖与知识分子的一度相敬如宾，后者留住的却是蒋氏父子仓皇辞庙的无奈，但以领袖需以正面、高大形象示人的构图标准来衡量，这两张照片无疑是触犯了同样的禁忌。看来，对于照片的取舍，许多时候并不完全取决于党派的意识形态，恐怕还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在里面。

另有两幅当年被归入“不宜发表”后经《老照片》刊布出来的照片，是“三反五反”期间上海沪光电影院前即景（图三）和宣传队员在上海某里弄教唱歌曲（图四）。拍摄这两张照片，意在反映上海“三反五反”运动中强大的宣传攻势。原本张贴电影海报的电影院门前，糊满了巨幅宣传标语和宣传画；而一向宁静、温馨的弄堂，也变得人头攒动，群情激奋，男女老少被召集起来学唱“同一首歌”，不过歌名是“两条道路由你挑”，其中唱道：“不法奸商你听着，两条道路由你挑……”听着这般众口一词吼声，住在弄堂里的那些中小工商业者们即使没有做过什么不法之事，怕也要胆战心惊吧？

图二 1949年初，蒋介石宣布“下野”回到奉化老家祭祖时，与蒋经国在山间俯瞰家乡。

这样两幅如实记录了当年沪上社会风貌的新闻照片，当初为什么未被允许发表？其中的原因，虽然难以尽知，但只要仔细端详一下这两张照片便不难发现，它们与后来习见的那些经过精心设计摆布的新闻照片有很大不同，构图没有那么集中，主题似也不那么鲜明。即如沪光电影院门前即景那张照片，画面里匆匆走过的那几个哈腰弓背、一身疲惫的中年男子，与背景中那些赫然在目的画幅和标语，构成了一种暧昧且不确定的关系，容易让人产生各种各样的联想。罗兰·巴特说，摄影家凯尔泰什科1937年抵达美国时，《生活》（Life）杂志的编辑们拒绝刊登他拍的照片。他们说，因为他的照片‘透露出来的东西太多’，发人深省，使人联想到某种意思——表象以外的意思”。巴特进而指出：“总之，照片具有颠覆性，不是在照片吓人、让人看了容颜失色的时候，甚至不是在照片上谴责了什么的时候，而是在照片发人深思的时候。”这两幅当年被判为“不宜发表”的照片，显然也是犯了“透露出来的东西太多”的毛病，而一旦照片里的话多了，不仅与新闻宣传所追求的“旗帜鲜明”大相径庭，而且会有某种颠覆性——后来“导演摆布”在中国的新闻摄影中大行其道，乃至登峰造极，自有其道理。

这几幅当年被列为“不宜发表”的新闻摄影作品，自然让人联想到曾令中国人耳目一新的法国著名摄影家马克·吕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拍摄的那些照片。

图三 “三反五反”期间，上海沪光电影院前即景。

图四 “三反五反”期间，宣传队员在上海某里弄教唱歌曲。

图五，是1960年代，湖南某筑路工地。这本是一个寻常的筑路现场，但照片中一位戴眼镜、身穿补丁衣服、低着头、徒手走来的男青年，让画面一下子变得有些扑朔迷离，难以定义。图六，是1960年代北京集会游行的场景，喊口号者的激情投入与身边人们的木然表情，形成了鲜明对比，引发了观看者对眼前集会的多重想象。这张照片，大大迥异于同时期的中国摄影师们所拍摄的类似活动。不难设想的是，马克·吕布的这些照片，如果用我们那时的标准来取舍的话，八成也难逃被打入“冷宫”的命运。

说起来，出自中国记者之手的那几幅“不宜发表”的照片，其拍摄的时间，比马克·吕布的这两张照片还要略早几年。可见，并不是我们的摄影记者拍不出有个性的新闻照片来，实在是那些人为的条条框框将他们观察与记录的灵感逐渐扼杀了。有点年纪的人都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意大利著名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应中国官方的邀请，来拍摄了一部纪实影片《中国》，通过即时捕捉的影像，再现了各阶层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影片在国外播映后，却触怒了中国官方，发起了对安东尼奥尼和这部影片的举国声讨。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里谈到安东尼奥尼在中国的遭遇时，曾一针见血地说“中国人不想让照片意义太丰富，或者是太有意思。他们不想从不同寻常的角度来看世界，来发现新的题材。照片被认为应该去展示已经描述过的东西”。“在中国，除了政治和道德说教之外就没有为审美感知的表现留下空间了，只有某些东西可以拍摄，也只能以特定方式拍摄。”新闻的生命在于客观与自由，而在所谓“主题先行”的支配下，当年中国的新闻摄影，难免要自缚手脚，走入歧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