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入“敌档”

《老照片》创办伊始，稿源是大问题。

明知在官方的相关机构和民间，肯定存有大量的老照片，但短时间里将它们挖掘出来，却非易事。那时《老照片》尚在孕育中，没人知道将要有这样一种专门呈现老照片的读物出现。因此，在征稿过程中最初的几次意外收获，便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其中，最喜出望外的收获，是通过朋友引荐，从某博物馆相关人员那里获得的一批老照片。照片贴在一本黑漆硬壳的账簿里，每页两到三张不等，大大小小总共有二百张左右，绝大部分拍摄于20世纪初年的烟台及其周边。当初将这些照片往账簿里贴的时候，当事人稍稍做过一点梳理和分类，有些照片下面还附了简短的说明，用钢笔草草写着。

有趣的是，在账簿硬壳封面的背后，粘有一张巴掌大的字条，正是这张字条简单交代了这批照片的由来。大意是：这批照片原存于烟台市公安局的敌伪档案中，系解放初期从当地的外国教会缴没而来，1980年代初期为该博物馆所征集。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而长期以来，在中国的革命者眼中，来自外国的宗教不仅是马克思所说的“精神鸦片”，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与帮凶。别说是革命者，即令一般的民众，对外国来的传教士也多有戒备。有位名叫安娜·西沃德·普鲁伊特的美国人，1887年与丈夫一起来到山东胶东一带传教，一直待到抗战爆发。晚年出版了一本《往日琐事》（The Day Of Small Things），记述了自己在胶东长达半个世纪的传教生涯，在谈到一般中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时，写道：

只有极个别有教养的人认为我们也是正常的人类，他们猜测我们来自很远的地方，所做的慈善事业无非是对自己有利。听得进我们传播福音的人与其说接受了它，不如说给了个面子。还有一些人则不那么善意，把我们看成了外国政府的代表，效忠于外国的统治者，出于物质或精神的目的来试图争取或收买中国人。而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我们是“外国鬼子”，因为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像他们以前见过的人，他们觉得很可怕。比如白脸皮、高鼻子、蓝眼睛和发亮的头发等，他们并不知道这也是一部分人的特征。这里到处流传并有许多人相信这样的故事，如我们绑架小孩儿，以及我们用那些死人的心脏和眼睛做药之类。

作者书中所述中国人对外国教会的种种误解与敌视，历经晚清、北洋、民国，直到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犹记“文革”前夕，学校组织小学生参观山东省阶级教育展览会，其中有一面展板，专门揭露外国教会在山东犯下的种种罪行，像“绑架儿童”、“挖眼煮心”之类，也颇有列举。所以，这些外国教会早年留下的照片一度被归入“敌档”，也是情理中事，不足为怪。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批照片也多亏了早早地就归入了“敌档”，从而获得了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难之所，否则的话，在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中，很难说这些照片会有怎样的下场，至少不会如此完整地保存下来吧。

字条上的说明，除交代了照片的由来，还透露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讯息：1980年代初的时候，这批原由国外教会拍摄和保存的老照片，已经不作为“敌档”看待了，始得从公安局的敌伪档案里剔出，移交给了相关文物部门，使这批尘封了七八十年的老照片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这批照片的移交，这件当年悄悄发生过的事情，所折射的却是中国社会的一次重大转折。这批照片的解禁，正是当年神州大地“冰融雪化”中的一个小小的水滴。

或许是这批照片征集来后一直没有正式入档（实际上，老照片在那时还没怎么被视作正儿八经的文物），但我想更多的，还是出于主事者对襁褓中《老照片》的慷慨相助吧。总之，经朋友引介，我打过借条之后，便很轻易地拿到了这本“账簿”，而且在我那里一放就是若干年。

“账簿”里的照片，大致上可分作两类：一类是记录传教士们的日常布道和教会所创办的各种社会事业，像修女乘坐当地特有的骡轿下乡传教，教会办的育婴堂（图一）、印刷所（图二），传教士与当地官员的交往等；另一类则是传教士对当地风土人情的记录，像乡间出殡的仪仗（图三），迎接新娘的花轿，山乡的戏台与演出（图四），便装的清朝地方官员（图五），推着独轮车偕妻回娘家的农民（图六），红白喜事中的民间乐班（图七），妇女的头饰、服饰（图八、图九），等等。

拿到这个“账簿”，不啻是雪中获炭，马上邀集相关学者对照片进行解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相继有“彼时的女性服饰”、“老烟台”、“老教堂”、“宗族的困惑”、“想起了马茂兰”（一对为胶东地区花边编织工艺发展做出过卓越贡献的传教士夫妇）等专题在《老照片》里刊出。除了以专题的形式呈现外，“账簿”里的那些零散的照片，一俟需要补白什么的，也尽可信手拈来，以应不时之需。这批曾经归入“敌档”的照片，在稿源紧张的草创阶段，大大舒解了《老照片》的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