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为大观的“家国”影像

随便翻开一辑《老照片》，都会发现，合影照片在里面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有时竟达七八成之多。

这也难怪，因为以往留存下来的老照片，大多为形形色色的合影。从国家盛典到社团活动，从同事聚会到家庭团圆，更有各种各样的开工竣工、开学毕业、送别重逢、迎来送往……可谓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在摄影术诞生以前，上述仪式或活动的记录端赖文字，古代的各种“记”“序”“诗”“赋”，有不少都是记载这类家国盛事、聚散离合的，像千古流传的《兰亭集序》，便是王羲之对一次文人雅集的即时写照。摄影术发明后，这一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为照相机所替代。照相机承担这种功能，真是再便捷不过，把人招呼到一起，快门按下就得，省却了属稿谋篇的诸多麻烦不说，无论多少年后拿出来看，照片上的人都历历在目。在许多时候，一张合影照片不仅仅是一项仪式或活动的记录与定格，合影本身也成了仪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摄影尚属“奢侈”的年代，合影无疑是一种最“经济”的照相留影的方式，加之合影所遵循的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想被遗漏都不太容易，因此，不少人平生的第一次影像定格，通常也都是在合影里。几乎每个人都不难从自己的影集里找出几张合影照片，或与家人，或与同学，或与同事，或与师长，或与朋友……又因为合影照不同于单人照，通常要按人头洗印、复制，同样一幅照片往往会有若干张乃至十几张、几十张，从而使得这类照片获得了更多的存世机会。这大概也是《老照片》里以合影照片居多的原因了。

在《老照片》所刊载的大量合影照片里，有两张堪称蔚为大观。其中一张是1948年5月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就任的合影，另一张是1934年杭州蒋氏家族五世同堂的合影。前者系国家盛典，后者乃家族聚会。

先说第一张。这幅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题款的“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就任摄影”，定格于首届国民大会结束之后，是请当时南京光华照相馆的师傅到总统府的总统办公楼前所拍摄。

照片上的一百多人，汇聚了除共产党方面之外的民国年间各路政治精英人物，堪称是空前绝后。此时国共内战方酣，经过两年的鏖战，国民党方面对中共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相继被破解，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连连失利，颓势尽显。而在刚刚结束的副总统选举中，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公然向中枢叫板，最终李宗仁在与蒋介石属意的副总统候选人孙科的角逐中胜出，当选为副总统，上演了一场民国年间难得一见的真枪实弹的“竞选”大戏。在上述背景下，当各路精英被招呼到一起拍下这张合影的时候，他们面对照相机的镜头难免表情凝重，各怀心事。

就在这张照片拍摄将近一年之后，人民解放军即强渡长江，占领南京，悬挂在总统府上的那面中华民国的国旗被捷足而上的解放军战士一把扯下，无奈飘落。照片上各路民国精英人物曾经驻足留影的台阶，则见证了脚穿粗砺布鞋的共产党军队士兵蜂拥而过的身影。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照片上的人物则在风雨飘摇中，星散而去。

说到照片中人物后来的命运，自是令人感叹。作为领军一方的统帅，程潜和龙云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面前率部倒戈。后曾担任国民党方面和谈代表的张治中和邵力子，在中共方面的挽留下，脱离国民党阵营，留在了北平，由国民政府的“和谈代表”摇身而为新政权的合作者。同为和谈代表的黄绍竑则先去了香港，旋又脱离国民党，北上参加了新政权。其他的，滞留香港的有之，移居美国的有之（如李宗仁，还有稍后的孙科、陈立夫），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自杀以殉的亦有之（如陈布雷、戴季陶），但更多的人则追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这张原版照片，我最初是在秦风先生处见到的（其复制件此前也曾在南京总统府的陈列中见到过，但远没有这张原版照片清晰可辨）。这是一张长约一米、宽二十多厘米的大幅合影，照片上的一百多个人物，个个眉清目爽，呼之欲出，其拍摄与洗印的精湛工艺，无疑代表了当时的人物合影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准，遑论当时，如此高超的工艺即使今天恐怕也再难企及。

图一 1948年5月，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就任摄影。

图二 1934年5月，杭州蒋氏家族五世同堂的合影。

据秦风先生介绍，这张照片原为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杰所收藏。黄本人也参加了这次合影，照片第四排与蒋介石正冲着的那位个头稍矮一些的军人就是他。照片的背面还印有原始的编号，想来当年参加合影的人应是人手一帧。国民党自大陆退败时，黄杰率领一支部队退入越南，滞留了几年，后辗转撤至台湾。黄杰去世多年后，这张照片连同黄杰个人保存的一些档案资料悉数流入旧货市场，终为秦风先生重金所收得。前年，秦风先生以不菲的价码在北京的一次拍卖会上将照片出手，赋予了这张辗转漂流、承载了太多时代沉浮意味的合影另外一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