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入“敌档”（第2/3页）

出自传教士之手的这批照片，其最具价值的，还是以异质文化的视角来打量中国人传统生活起居的那些。不要说那时中国人很少有照相机，即便有，他们对这类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与细节，也往往习焉不察，不怎么去留意，他们更关注的，或者说更引起他们好奇的，反而是西方的新潮时尚和新奇物件。因之，这批极富社会学眼光的影像记录，便尤其珍贵。

图五，为一便装清朝地方官员，站在一所有着玻璃门窗的平房前，面对传教士的照相机镜头，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和强扮的微笑。烟台开埠较早，当地的官员少不了与洋人（自然也包括传教士）打交道的机会。普鲁伊特女士在她的书中也提到，遇到突发的事变，他们也会主动求助于当地的官府，多少都能得到一些帮助，可见尽管有民众的误解与敌视，但教会组织与当地的官府还是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顺便说一句，《往日琐事》的作者普鲁伊特女士传教的地域及时段，与这批照片大致上是吻合的，书里的描述为理解这些照片提供了难得的背景信息。只是这本书的中译本，是在我接触到这批照片多年以后才出版。

图一 20世纪初，山东烟台一外国教会开办的育婴堂。

图二 20世纪初，山东烟台的一间教会印刷所。劳作其间的少年，有幸成为当地最早掌握西方印刷技术的一批中国人。

图三 1920年代，山东胶东农村出殡的场面，仪仗隆盛，极尽铺排。

图四 20世纪初，山东胶东乡村的戏台与演出。

官员身后那排用作办公抑或住宅的房屋，看上去已经有些陈旧。这种样式与格局的平房，后来又沿用了好多年，从北洋到民国，再到共和国的地方官员，说不定都曾在这座门里出出进进过，只是服装由长袍马褂换成了中山装或西服而已，其神情状貌则大有似曾相识之慨，比如照片上这位仁兄的表情，就很容易让人想到时下的某些“公仆”。

罗兰·巴特在述及肖像照片的神情相貌时，似乎更强调“血统”的影响，他认为“血统透露出来的身份比世俗身份更鲜明，更引人注目，也更可靠”。他还引用普鲁斯特评价波利尼亚克王子（查理十世的首相之子）死后相貌的话，说：“他的脸依然是他那个家族的脸，家族先于他个人的生命。”巴特说的或许不错，但世俗身份的遗传性也是根深蒂固的，尤其在中国这样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体制里，古往今来，官员们的从政生态有着惊人的相似，浸润其间，其身为官员的心理、举止，潜移默化，也像基因一样，代代相袭。更可怕的，这种东西还会传染，传染给社会的其他阶层。十多年前，陈丹青在山东赴过一个饭局，虽然席间一个正经八百的官员也没有，但事后谈起那次聚餐的感受，陈丹青却慨叹说：“那天见了几乎一桌子体制的脸。”在高度官本位的社会里，有时见一张体制外的脸，比见个稀有动物都难。

图五 20世纪初，山东烟台一位便装晚清官员。其神情状貌似曾相识，很容易让人想到时下的某些“公仆”。

图六 20世纪初，山东胶东一位农民驾着独轮小车赴岳丈家省亲的情形。

图七 20世纪初，山东烟台的一个民间乐班。

图六定格了20世纪初胶东的一位农民驾着独轮车赴岳丈家省亲的情形。小车的前端驮了两布袋粮食，粮食后面坐着他的孩子，再后面是他的媳妇，怀里抱着一个更小的孩子。小车行进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吱扭吱扭，划破了旷野的宁静……而车子上面负载着的，是他全部的生活与希望。这张并不怎么起眼的照片，蕴含了诸多社会生活的元素，大可视作特定时代胶东农民一般生存状态的写照。这样的出行方式，在此之后又延续了好多年，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胶东乡间依然能够见到，但已物是人非，推车的不再是照片上那个独步天地间的农夫，而已变身为有组织的人民公社社员了。

图七，是胶东某地的一个民间乐班。这张照片与一些记录红白喜事的照片贴在一起，想来是传教士在拍摄某次红白喜事时，随手拍摄了这张乐班的“全家福”。过去，凡日子过得像样点的，遇有红白喜事，吹吹打打的乐班总是要请的。从照片背景看，这家主人的屋宇堪称轩昂，当是一户家境殷实的人家。这种民间乐班，通常都是业余的，其中有个班主，有生意了，便临时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完事之后，各自散去。有些“做功”比较地道的乐班，在十里八乡，经过口口相传，便有了些名气，逐渐变成“职业吹打”的乐班亦有之。另有一些走村串乡的戏班，有时也兼做“吹吹打打”的营生，顺便挣点散碎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