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集里识沧桑（第2/3页）

……毕业后，毕业生指导部介绍我去重庆市府工作，我在重庆市府秘书处当了两年科员就解放了。解放后被原地留用。那时我见解放军战士艰苦朴素，纪律严明，宁可睡露天也不惊动百姓；市府机关内的同事，个个年轻有干劲，与旧市府秘书那种死气沉沉形成鲜明对照，我感到我们的国家可能有希望了，因此我工作很努力。没想到好景不长，1953年元旦我就被送往公安局主办的政治训练大队集训，工资减少，行动也受限制，一直到1955年，结业时以解放前曾任政校国民党区分部委员、解放后一贯表现反动为由，给我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受到管制二年的刑事处分……

1956年撤销管制，介绍到南岸四联针织厂工作，月工资32元。我妻刘淑坤本是两路口小学的优秀教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工资从70元降到8元（后改为18元），送远郊矿山、砖瓦厂等处监督劳动。1958年开展交心运动，四联厂的领导多次动员，说交心就是靠拢党，我想淑坤去年就是相信这种运动，提意见帮党整风，才被打成右派的，我不能重蹈覆辙。但其继续向我动员，说交心和反右不同，交心就是交思想，交思想就是放下思想包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即使是过去的思想也可以谈，不谈就是与党和人民有距离。我终于上了他的圈套，在学习会上谈了一些思想问题，并作了自我批判，厂领导在会上对我大加表扬，会后又要我把交代的写成大字报，并说只写主要的若干条，不必写后面的批判，我照办了，他又一次在会上表扬我，号召其他干部向我学习。可是不久，我收到了南岸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以反革命罪判处我管制四年……1960年，有一天厂保卫员叫我收拾行李，去石桥派出所学习。到派出所后，又立即送我去江北塔坪劳动大队，劳动大队又送我去长寿县东风农场劳动改造。

……

胡佛在文章中还回忆了当年接受法庭审判时的情形。冷冷清清的法庭上只有他和审判员、记录员三个人，没有旁听者，没有律师，没有证人，甚至也没有原告。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证是他写的那张大字报，他解释说那是在领导的一再动员下的向党“交心”。审判员质问他为什么上面没有一句自我批判的话，他这才恍然大悟。事隔二十年后，胡佛回重庆时，曾到处打听那位动员他交心的厂领导，想问问他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但一直未找到他，后来听说他因犯了什么罪案被送去劳改了。

说到那位厂领导一味要引胡佛上钩的原因，现在想来，可能是当时各单位都分配了“揪反革命”的名额，厂里的领导掂量来掂量去，只有“政大”毕业的胡佛最符合“条件”，遂出此伎俩，请君入瓮，也未可知。其实，单凭着“政大学生”的身份，即已注定了他们是各种“分子”的“最佳候选”，想逃都逃不脱。法政系的毕业生陈树荣，“反右”时在中山大学任教，上级分派的右派名额还有一个没着落，尽管在运动中他一直沉默寡言，一条意见也没提，那顶“右派”的帽子最后还是落在了他的头上。

还是说胡佛。一年以后，胡佛结束了劳改被送回重庆。此时他已无家可归，他原先的住房早被市府收回。1958年以后，他们夫妻双双蒙难，四个儿女只好分别寄养在了亲戚朋友家。当时既没有钱租房，也没有人愿意把房子租给受管制的人住。后来好不容易租到了一间无人居住的茅草房，一家人算是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谁知，祸不单行。胡佛一家住进去没几个月，邻居家失火，殃及他们的茅屋，好不容易抢出了仅有的几床棉被和几件家具，茅屋很快被大火烧光。之后，居委会安排他们住进了一所中学的礼堂里。胡佛和孩子每天从学校烧过的煤灰里筛捡炭花，然后挑出去卖，借以维生。这期间，胡佛还卖过高粱粑，给学校挑垃圾、冲厕所、修电灯，后来还干过搬运工。一个经济系毕业的大学生，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此中的无奈又有谁能知晓！

就是这样的日子，也不得安生。“文革”风暴一起，胡佛以“蒋介石政大学生”之身，又遭冲击，先是被抄家，继之以无休止的批斗。最后被举家遣送回农村老家，过着“贱民”一样的生活。可叹的是，儿女们也跟着受尽株连。那时没有人愿意与被管制的人家结亲，儿子二十六岁了还找不到对象，后来不得不采取同类三家三角联婚的办法，邵家的女儿嫁给了胡佛的儿子，胡佛的女儿嫁给了王家的儿子，王家的女儿则嫁给邵家的儿子。三对青年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草草敷衍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一步步落实政策，胡佛始得恢复了做人的尊严，并将自己的所学用于社会。1978年，公社聘其担任了中学高中部的老师，教物理和英语。1979年胡佛摘去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1980年法院撤销了1958年的判决；1955年公安局定其为“反革命分子”管制二年的决定，亦经重庆市公安局撤销。1984年，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将胡佛收回原单位、恢复原工资安排退休。1991年胡佛分到了一套住房，1996年又按副处级增加了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