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生命与时代记忆（第2/3页）

图一 1952年杨德峥与母亲的合影，两年后年仅二十七岁的母亲因病离开了人世。

1960年代的中国，不像现在，对城乡人口流动的管制还相当严格，到城里谋生的人连个“农民工”的名分都没有，作者的父亲能够冲破重重阻力脱离土地，堪为后来亿万农民工的先驱。而今已成年的作者，身为新一代的“农民工”，也来到了父亲当年曾经留下身影的城市里谋生，作者写道：“现在，当年轻的我站在车流如织的武汉长江大桥上时，再也找不到昔日的光景了。历经了三十三年（文章写于1998年，编者注）的历史变迁，一切都有太多的改变，当年站在桥头留影的这位英气勃勃的年轻人也已成了六旬老翁。”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感叹道：“……父亲永远也不会再年轻，而我却沿袭了父亲年轻的生命。每一个老人都曾经年轻过，每一个年轻人都将渐渐衰老，直到有一天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谁说历史的书写只属于史家与宫廷？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邱三宝，一个在城里打工的农村青年，面对一幅寻常的家藏老照片所表达的历史情怀，足以让人肃然起敬！

然而，邱三宝的故事并没有到此完结。稿件刊出后，编辑部按照来信的地址给他寄去了样书，并退回了其父的照片，又通过邮局汇去了稿费。出乎我们意料的是，样书、照片以及稿费汇单均被邮局陆续退回，回执上写着：“此人已走。”当时邱三宝除了信上的邮址，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的联系方式。没奈何，我们只好在《老照片》上发启事，希望作者见到后能与我们联系，但连发了两期都没有回音。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一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一位循着父辈的足迹在城里打拼的农民工，在《老照片》里匆匆现身，留下一段朴素的“史述”后，即“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人牵挂不已。他父亲的那张120的原版照片至今完好保存在我们这里，真希望有一天能“完璧归赵”，亲手把照片交给他。

图二 1965年，一位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留影。

照片因其自身所蕴含的丰富信息，有时无需借助更多的文字解读，便可以将人们带入某个特定的时代，即使是那些寻常的家藏照也不乏这样的功能。比起“宏大叙事”来，家藏的老照片，保留了更多的个体生命的温度，这温度既是个体的，也是时代的。

这里有一张照片，是1952年8月太原百货公司二部营业员的合影。（图三）打眼看去，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是，照片上无论男女，除了前排的一位男士和后排的一位女士之外，都穿着清一色的花布衣裳。在那个年代，女人穿花布也就罢了，大老爷们穿花格衣服是很为中国人忌讳的，在早年的革命影片里，只有阿飞、特务才这样打扮。然而，当中国实行“一边倒”，完全投入苏联老大哥怀抱以后，倾力消费苏联的舶来品，自然也变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这张原本为“临别留念”而拍摄的合影照片，多年之后，其拍摄的初衷，却被照片上满眼的花衣服喧宾夺主，反而成为了特定时代中苏“蜜月”的某种佐证。

这张全家福（图四），拍摄于1969年，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合影。因为大哥要“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插队，全家人到照相馆里照了这张像。这张家庭的临别留念，与前面那张单位同事的临别留念，虽然时间上间隔了十七年，却有一些一脉相承的东西在里面，前者是集体穿花衣裳，后者则一律佩戴领袖像章。所不同的，是后面这张照片里人们的表情显得有些凝重与忧郁，越发让人觉得别在胸前的领袖像章有些沉甸甸的（那像章原本就大得不成比例）。十七年间，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从工商业者到知识分子，从党政官员到基层百姓，像过筛子一样，各个阶层的人几乎无一幸免。照片上的一家之长，不过是水产养殖场的一名普通职工，“文革”一闹腾起来，也要为如何“站队”而焦虑，想独善其身、逍遥事外都不行。作者姜维平在文中说，他父亲年轻时爱好文学，还尝试写过小说，后来又迷恋技术革新，发明了海带分苗机，长春电影制片厂还为此拍了辑新闻纪录片，但此后父亲“便一步步一点点走向人生的衰败，其中原因十分复杂，至今仍是不解的谜团。我想这很可能和他所处的时代即人人都要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政治体制有关。父亲一生都在追求个性的解放，而生活却需要整齐划一和千篇一律”。

图三 1952年8月7日，太原百货公司二部营业员的临别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