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该下移之权力（第3/3页）

在这种情况下，同治九年（1870年），朝廷发布上谕，明确规定：

通商大臣业已裁撤，总督自当长驻津郡，就近弹压，呼应较灵。并著照所议，将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总督行馆，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扎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李鸿章现任直隶总督，当懔遵此次改定章程，将洋务事宜悉心筹划。海防紧要，尤须统筹全局，选将练兵，大力整顿。[4]

这里确定了直隶总督的保定、天津两地轮驻制，当时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朝廷明令规定直隶总督不仅掌管地方事务，而且参与全国外交活动。尤其是将筹划洋务、海防、选将练兵、统筹全局大权的交与，这不仅为李鸿章淮系集团的发达奠定了基础，更是为后来从“淮系”分离出来的“北洋集团”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与政令上的保证。后来袁世凯开府北洋，北洋集团所以能够迅速获得发展，其真正根源正在于此。

对待外国事务由排斥到被迫接纳，清政府付出了整整20年的宝贵时光。最高统治者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乾隆皇帝拒绝马戛尔尼作为英使进驻北京，到咸丰十年（1860年）咸丰皇帝在炮舰的威胁下被迫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中国方面已经白白地付出了67年的黄金般的时间。由于闭目塞听，拒绝睁眼看西方，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清朝统治者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啦。它让中国失去了最好的发展机会，也延误了统治者通过努力达到维护与挽救其统治的最终目的。

[1]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78卷，第24—25页。

[2] 张德泽著：《清代国家机关考略》，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页。

[3] 《清史稿·李鸿章传》，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

[4]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78卷，第28—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