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权威易手与秩序重建

一、天下瞩目之强势集团

新政时期是袁世凯集团高度发展并开始左右朝政的时期。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列疆吏之首。他以清末新政为契机，彻底接受消化了李鸿章遗留下来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力量，延揽国内外大批有用人才，重用回国留学生，将一些新鲜血液注入到本集团的肌体之中，广泛示好封疆大吏与接近朝中权贵，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军事官僚集团的势力。在新政中，袁世凯集团将军事、经济、教育、洋务、巡警等事业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大批人才蜂拥至北洋门下，一时至于直隶成为中国的模范省，“各行省咸派员考察，藉为取法之资”[1]，“论维新者，莫不奉天津为圭臬焉”[2]。袁世凯集团在此期间高度发展，其集团班底基本上渐趋稳定下来，积累了雄厚的人才、政治、军事与经济资本，并且开始左右朝政。所有这一切，皆为该集团从地方走向中央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这是清末中央与地方权力此消彼长的关键。

清末新政是在庚子事变的危机条件下出现的，出发点是为了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危机，达到国家富强自救的目的。在新政浪潮中，丙午、丁未、戊申三年成了官制及法制大调整时期。此时此刻的袁世凯集团，在很多场合和时候，均能窥测时潮的趋向，切合时宜地注重兵农工商方面的实务。袁世凯身为军人，却甚懂政治，有较为丰富的行政经验和实干作风，僚属中也不乏受过西式教育的秘书、顾问及具体操作人。尽管袁世凯本质上是地道的旧派人物，但和顽固派相比，他有时又似乎相当维新。正因为如此，袁世凯集团才会不失时机地借势壮大，并赢得了国内立宪派人士、朝野旧式官僚及其西方列强的好感，不断进取，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在新政这一过程中，袁世凯利用担任直隶总督兼八大臣这些重要职务之便，以直隶为基地，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经验，发展和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在积累了一定程度的治理国家的经验与能力的同时，也开始了向中央问鼎的更大权力野心的转变。

（一）振兴经济的措施使袁世凯及其集团赢得了广大工商业者的拥护和支持

新政期间，袁世凯在直隶省率先推行比较完整的振兴经济的措施。他认为富国裕民之道，在“农、工、商务三者”[3]。针对八国联军入侵以后直隶省各地民生凋敝的状况，他认为“宜亟兴商务，以保利权而厚民生”。“官视商为鱼肉，商畏官如虎狼，局所虽多，徒滋纷扰。”[4]将兴商视为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袁世凯认识到中国商业不振是因为：“良商畏避官吏几如虎狼，自保弗暇，奚暇远谋。”[5]“如欲切实整顿，必须办理商务者扫除在官习气，使官商一体，情意相通，并在各商萃聚之处，设立商会，分举董事，经纪其间，遇事联络声势，通力合作，以与洋商相角逐。有害则官为除之，有利则官为倡之。其有抑制凌铄者官为保护之，其有财力不逮者官为助成之。办理商务人员，又须常历各口，随时接见诸商，讨论中外商务情形，访询利病，相机兴革。又须与出洋人员，互通声息，协筹合谋，始可日有起色。”[6]为此他屡次申明所属官吏应力任保商之责，消除官场隔膜，上下齐心努力，促进商业发展，并以“滋民扰商”为由撤去十几个地方官吏的官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天津商务局设立，继之又分立商会。努力做到：“官与商可呼吸相通，商与商可臂指相使。有弊则易以革，有利则易以兴，有限于财力权力者，则为之扶掖以助成之，有受人抑制陵轹者，则为之纠察而保护之。”[7]这样，直隶就形成一个适合商家发展的宽松环境，官商之间有了融洽的关系，商业振兴也就有了希望。

与此同时，袁世凯集团对直隶省的工业、农业和教育的发展也不遗余力。袁世凯认识到：“欧、美、日本以商战立国，而于农业、工艺精艺求精。”[8]袁世凯认为中国应先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纺织业，进而扩展到其他轻工业部门，然后再扩展及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随之直隶率先创办工艺局、考工场和劝工陈列馆研究制订商品制造之法。经过苦心经营，到1907年直隶成为“新政舆兴之地”，“有如旭日之东升，为全国所瞻式”。直隶尤其天津的工商业得到较全国为先的发展，出现了官商合办企业以振兴地方经济的热潮。袁世凯富于灵活性的经济政策大大刺激了直隶全省工商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近代化生产产生的巨大效益和高额利润反过来又吸引着他发展工商业的热情。他任命自己的亲信周学熙为商务总办，创办一些实力较强的近代化企业，如著名的启新洋灰公司是以官款垫付，分批偿还，周学熙负责经营。这些企业从生产到利润分配都萌生愈来愈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构成后来袁世凯集团强大实力的经济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