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太阿倒持之教训（第2/5页）

清初，由于顺治、康熙、乾隆三代较好地处理了西北边疆的准噶尔部叛乱，平定了三藩割据之乱，消灭了台湾的郑经分裂势力，中央权威得到了保持。但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西方侵略势力进入中国，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兴起以后，以此为契机，清朝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就起了微妙的变化。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地方集团势力日大，开始逐渐影响朝局，从而打破了清代200余年来的中央与地方政治权力格局的平衡。甲午战后，在中外矛盾、满汉矛盾、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夹缝中，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奋然崛起。北洋集团在新政时期的迅速膨胀，不仅打破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平衡，而且利用辛亥革命的时机吞噬了清朝政权，最终实现了从地方走向中央的目标。

总的来看，清朝268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成前、中期（1644—1840年）和末期（1840—1912年）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稳定的，中央政府保持着高度的集权，对地方有着绝对的驾驭能力。变化发生在后一阶段。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侵入和咸丰元年至同治三年（1851—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了清王朝原有的国家权力配置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属于中央政府的诸多权力开始下移地方，大清帝国的权力大厦开始不断倾斜，最后竟至彻底坍塌。

观阅历史，中央政治权威的形成和维护主要是由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权力的共同支撑。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表现为政治、经济交往的互惠性、共同维系的一份情感、社会文化感以及有效的行政与社会控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上。清朝前期，统治者通过文治武功，成功地影响和控制了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成功地树立起了政治权威。但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后，世界与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越来越被纳入全球化体系的过程中，现代与传统的矛盾变得愈来愈尖锐。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冲击与国内下层民众大规模反抗活动的加剧，国家政治生活的运作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政府的政治权威在内外因素的冲击下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追溯历史，晚清大变局无疑是近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开端。在这一时期，中央权威严重下降，逐步丧失了对地方统驭的实际能力；地方势力则迅速膨胀，不断扩大与攫夺中央方面的权益，发展到清末，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平衡遭到彻底破坏的时候，北洋集团鸠占鹊巢，利用辛亥革命的机会取清中央政权而代之。这种情况，构成了清末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基本轨迹。期间，中央与地方权力争斗波澜跌宕，政潮暗涌，绵绵不绝。中央与地方争夺权力所导致的质量互变的结果，对清末、民国时期的中国政局无疑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实际上，晚清政局的变化是复杂的，并不如上述勾画的那样简单。西方民权观念的输入对中国传统君权观念造成了一种解构，这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但是，中国自秦以来，就是一个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无论政治传统还是文化观念都已经深固人心。盲目机械地引进或者效仿西方政治体制，不一定符合中国特色与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近代以来诸多热血人士千辛万苦搬来的西方的所谓先进政体如地方自治和联邦制等，事实证明，其结果并没有造成中国的强大，反而成为国家长期动乱的因素。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集权传统与观念、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如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既维护好中央权威，又尊重好地方利益，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保持一种上下相维、水乳交融、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共赢关系，这应是我们总结历史，立足现实的一个重大课题。

今天回头观看，在清末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一直面临着地方主义的困扰。在清初、中期，由于皇权能够很好地保持，国家的政治结构一直处于高度中央集权的状态。从顺治到道光皇帝，代代相承，乾纲独揽，令出惟行，大权从未出现旁落的现象。但是，这种状况到了咸丰时期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由于太平天国的内部冲击和英法等国列强的外部侵略，再加上清政府军事支柱八旗与绿营的腐朽不堪，中央政府已经无力应付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迎头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从生存利益角度考虑，清政府不得不将自己长期以来一直把持不放的军政财经大权抽出一部分下放到地方，从而导致清末政局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地方势力的兴起及其与中央政府争权夺利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