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与熊共舞（第12/14页）

在子文上台之前，中国的封建经济已经延续了数千年。地方军阀和官吏代表中央政府征收各种赋税，然后留下一定比例的资金供自己开支。由于管理上的腐败，各种赋税并不是每年征收一次，而是每年征收很多次，并且每次他们扣下来供自己使用的税收比例都非常高。盐税的征收也同样腐败。利用这种百姓的日常必需品来捞钱，政府委托的各级代理人借机对老百姓进行层层盘剥。各种纺织品和食品每通过一道大门或者一座桥，那些人都要对其征税。这种被称为“厘金”的商品税让人非常厌烦，但他们在征收的时候却振振有词。

在古代，政府官吏（包括税收人员）的薪酬一直很低，单靠那点儿钱无法养家糊口。这种体制建立在“俸禄制度”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基本工资（或称俸禄）都很低，要想增加收入只能靠贪污，即“回扣”，或者叫“茶钱”。因此，能拿多少钱要看个人对工作的热心程度，也就是他拿“回扣”的能力大小，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对各级税收人员来讲，这种回扣就来自每一笔税收。

由于子文在筹集紧急资金方面成绩显著，中央银行又在他的管理下井井有条，因此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的财政部部长，并投入惊人的精力来整顿国民党的财政事务。

子文组建了一支专门的武装队伍（只受子文一个人差遣）来督查税收工作，并经常施行即决裁判制度。那些掠夺成性的农村税收人员和地痞们很快就发现，如果征税次数超过一次的话可能就会被处决。子文从来没有亲自下令开过枪，不过他很明白，以利剑为后盾，笔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

他让国民党的干部亲自负责税收工作。不过，为了防止他们“热心”过头，子文规定国民党军队不能直接征税，需要补给的话就到地方党代表那里要。这对一个依赖军队的政权来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制约——一种分权制衡的制度体系。

子文在华南担任财政部部长的两年里，在征税课目没有明显增加的前提下，广东省的税收涨了10倍——从1924年年底的800万元增长到1926年年底的8 000万元。增加的这部分收入主要是因为砍掉了“回扣”，以及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收取。从绝对值和比率两个方面看，农民的税务负担有所减轻，对普通消费者的征税没有什么变化，而富有阶层的缴税额度略微有所增加。

子文的工作成效非常显著，但也因此得罪了很多人——其中有那些贪污腐败的人，也有那些因循守旧的贪婪的商人。虽然子文是个纯粹的资本家，而广州本地的商人、买办和业界大亨们却视他为又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孙文与莫斯科交好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警觉。广州商团的成员们开始讨论武装抵抗国民党。他们暗中扩大了商团自卫队的规模。这个自卫队成立于1913年，是一支为了保护商人们免受军阀恐吓勒索的私人武装力量。在他们眼中，孙文不过是另一个军阀，而宋子文不过是个替他收税的。广州商人们饱受欺辱，已经准备发起反击。

这样一来，子文的自由经济改革措施便导致孙文的广州共和政府面临第一次武装对抗的威胁。

在反对孙文联共的问题上，广州商团帮会成员们的意见产生了分歧。那些守旧的资本家——买办、富商和银行家们右倾严重，因此，他们既讨厌国民党，也不喜欢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害怕共产党，但在民族主义者眼里，他们又没有什么用。宋子文及其现代化的财政政策推翻了他们的计划。他们认为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也不过是一支布尔什维克军队而已。广州守旧派在海外的朋友主要是英国政府，他们的个人财产大多存在位于香港、新加坡和伦敦的英国银行的保险柜里。

新兴的中产阶级领导者们害怕苏联的原因则与他们完全不同。这些人在民族主义刚开始兴起时，也曾支持过孙文，但他们很快发现孙文的政治倾向开始向左转了。如果孙文转向的结果是“民族主义的”，也就是说，能够扩大中国人参与世界市场的途径，那么他们也很愿意做出某些牺牲。他们需要稳定的环境来享受和拓展他们新积累的财富。孙文走得太远了。在他的领导下，苏联人在他们的餐馆里吃饭，中国共产党则不断深入到工人阶级当中，鼓动、组织并提倡工人罢工。

新兴的商界人士和守旧的富商们都注意到国民党的军队已经逐渐形成规模。这支现代化的军队将很快成为这一地区甚至是整个华南地区的主导力量。商人们明白，等到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无力反抗了。

广州商团正在秘密地获得英国人的支持，不断扩充商团自卫队的力量。广州本地资助自卫队的主要是商团团长、势力强大的汇丰银行的大买办陈廉伯。陈廉伯[10]就像一只雪山玄豹，是一个危险的对手。他开办的企业有缫丝厂、保险公司、10家银行以及数不清的当铺。他在十几个国家都有财产和数十栋房屋。同时，他还是华南三合会中的一个主要领导。作为汇丰银行的买办，他是全世界最有实力的华人金融家之一。他个人的商业帝国拓展到了环太平洋一带，并深入到了欧洲和美国的广州人居住区。1923年秋，他逼迫每家广州公司都要捐出150美元——这个数目可以支付一个自卫队里全职队员半年的薪水。到1923年年底，自卫队已经发展到了50 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