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官僚政治的复兴与察举制的关系（第6/10页）

可见废学的真正原因，在于文帝对采取考核儒术之法取人选官的学校的排斥。而且这不仅仅是君主个人的问题：“执政之徒，咸非笃好”。“明经”一途，当然要因此大受影响。

周、隋之际，屡有特举。有一类特科，是用来抚绥山东士人的。如《周书·武帝纪》建德六年春正月周武帝灭齐，同年连下三诏：

诏山东诸州，各举明经干治者二人。若奇才异术、卓尔不群者，弗拘多少。

诏举山东诸州举有才者，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赴行在所，共论治政得失。

诏东土诸州儒生，明一经已上，并举送，州郡以礼发遣。

在这种绥抚手段之下，确有房晖远、熊安生等儒者征举入周，被委以博士之类学官。但这种科目不能与正常情况的特科举人相提并论，而且得举者到底有多少、是否都能得较好待遇，也很可怀疑。隋初亦有一次面向山东士人的察举。《隋书·儒林马光传》：

开皇初，高祖征山东义学之士。光与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然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士荣寻病死，仲让未几告归乡里，著书十卷，自云此书若奏，我必为宰相；又数言玄象事。州县列上其状，竟坐诛。孔笼、张黑奴、刘祖仁未几亦被谴去。唯光独存。

马光等“六儒”是这次所征山东义学中之特出者，然亦“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他们似乎都非山东士族或名流，且大抵遭际悲惨。尽管周、隋在数年间有四次征举山东士人的诏令，我们仍不能认为山东士人得到了真正的重视。

另一类以察举吏治政务之才的特科，相对地却较为活跃。《周书·文帝纪》记西魏大统十年：

秋七月，魏帝以太祖(宇文泰)前后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方为中兴永式，乃命尚书苏绰更损益之，总为五卷，班于天下。于是搜简贤才，以为牧守令长，皆依新制而遣焉。数年之间，百姓便之。

此事《周书·儒林乐逊传》亦有涉及：

(大统)九年，太尉李弼请逊教授诸子。既而太祖盛选贤良，授以守令。相府户曹柳敏、行台郎中卢光、河东郡丞辛粲相继举逊，称有牧民之才。弼请留不遣。

知大统十年之举，其名目为“贤良”，举后使习新制，然后任为守令，其选拔“牧民之才”的目的非常明确。又《周书·宇文仲传》记其子宇文兴：

魏恭帝二年举贤良，除本郡丞。

又《周书·孝闵帝纪》元年八月诏：

帝王之治天下，罔弗博求众才，以 厥民。今二十四军宜举贤良堪治民者，军列九人。被举之人，于后不称厥任者，所举官司，皆治其罪。

值得注意的，不仅是这次察举仍以“堪治民”为标准，而且还举于府兵之内。“军列九人”，则二十四军合计216人。乐逊举贤良前为“子都督”，又前引之宇文兴举贤良前“随例散配诸军”；是魏恭帝二年及西魏大统十年之贤良，亦皆举自府兵系统之内。又《周书·儒林乐逊传》：

(周武帝)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陈公(宇文)纯举逊为贤良。

又《周书·武帝纪》建德三年二月：

令六府各举贤良清正之人。

六府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府。又次年即建德四年闰月：

诏诸畿郡各举贤良。

又《隋书·高祖纪》开皇二年正月：

甲戌，诏举贤良。

从大统十年到开皇二年，不到四十年中，有记载的贤良之举就有七次之多，看来以贤良求“牧民之才”，在此期成为惯例。但这时之贤良转以“堪治民”取人，并无对策之法。

此外，周、隋间还屡有“令公卿各举所知”之事。因为这种察举无由使我们由其名目知其标准，故不赘录。下面将周及隋文帝时名目可知之特举举例如下。《周书·武帝纪》建德五年正月遣使周省四方，诏：

若政绩有施、治纲克举，及行宣圭荜、道著丘园，并须捡审，依名腾奏。

又《周书·静帝纪》大定元年二月诏：

遣戎秩上开府以上，职事下大夫以上，外官刺史以上，各举清平勤干者三人。被举之人，居官三年有功过者，所举之人，随加赏罚。

又《隋书·高祖纪》开皇三年十一月发使巡省风俗诏：

如有文武才用未为时知，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

开皇十八年七月：

诏京官五品已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

仁寿三年七月诏：

其令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征召将送，必须以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