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官僚政治的复兴与察举制的关系（第4/10页）

考试选官方法应用的这种扩大，当然是受到了察举考试制度的推动。而随着官僚政治的发展、门阀士族的衰微和九品中正制度的没落，察举一途的门第限制也日益宽松。

北魏时秀才一途，主要为士族占据；但孝廉之中，就有不少出于姓族之外者。北魏孝廉我大致考得12人。其中，“世寒”的东魏郡肥乡人冯元兴，“生不识父、九岁丧母”的中山卢奴人刘桃符，“少而孤贫”的博陵饶阳人刘献之，“儒生寒宦”的武邑武遂人孙惠蔚，“家世农夫”的上党长子人李虬、李玄纪、李兴业，“少以清苦自立”的常山九门人杜纂，“家世寒微”的乐安博昌人徐纥，“家世寒微”的顿丘卫国人李彪，显然都不是出于士族高门。又武邑灌津人刘道斌自称中山靖王之后；谯郡曹道，不知是否出自曹魏皇族。但他们也都不像是当世高门，当属普通知识分子。看来，北魏孝廉的门第限制颇为宽松。

东魏北齐之孝廉，我大略就史传考得7人。其中，河间谟人邢峙应是姓族，其余，河间谟之“贫生”权会，广平之李汉子，勃海之鲍长喧，阳平之景孙，河间之杨会，河间阜成之公孙景茂，大约都非士族高门。据《北齐书·儒林传序》，北齐之郡孝廉，由“博士助教及游学之徒通经者推择充举”，而这些“游学之徒”的社会成分，又可以由《儒林传序》所叙之如下情况中看到：“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入闾里之内，乞食为资；憩桑梓之阴，动逾千数”；又郡学“学生俱差逼充员，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从调……又多被州郡官人驱使”。就是这些贫寒学子，构成了“游学之徒”的主要部分以及北齐孝廉的重要来源。

据《新唐书·柳冲传》：“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阀阅为之制……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北齐因仍。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但事实是时至东魏北齐，秀才之门第限制已大为放宽了。此期秀才我大略考得22人。其中范阳涿人卢询祖，河东闻喜人裴让之，鲜卑人陆，魏收族人巨鹿下曲阳人魏长贤，开封人郑祖献，博陵李德林，清河崔 等，当属姓族之列。而东安人茹瞻，“家素贫苦，常春夏务农，冬乃入学”的渤海南皮李铉，乡居读书30年的中山安喜人冯伟，“少孤贫爱学，负笈从师”的渤海阜城人刘昼，自幼“负笈随大儒”的河间马敬德，“门族寒陋”的河东北猗氏人樊逊，广平人荀士逊，梁降人赵郡，高邑人眭豫等等，大约都不在“四姓”之列。又刘昼、马敬德还都曾向州将求举秀才，并得遂其愿，而州将并未挑剔其门第。足见北齐秀才之举，以才学为首要条件。

总之，北魏孝文帝确定的“门尽州郡之高”一条，至北齐已开始被打破了。一度被士族独占的秀才之途，开始恢复原有的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的特色。这就为察举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因为，只要士族在察举上拥有优先或独占的地位，考试入仕的途径，就不可能向一切人开放；以招考和投考为主要特征的科举制度，也就不会诞生了。只有打破门第限制，才能容纳更多的来自各个阶层的士人，在考试面前作公平竞争。

三、“有秀才之科而无求才之意”

周、隋之际，中央集权的皇权——官僚政治处于不断发展之中。西魏的实际统治者宇文泰，以六镇鲜卑为骨干，辅之以关陇河东豪族，建立了坚强的府兵系统，以苏绰为之拟定的“六条诏书”——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为纲领，励精图治，国势日盛。577年，周灭北齐；589年，隋灭陈。十六国以来南北长期分裂状况至此结束。隋统治者致力于完善中央地方官制，修订法律，检括户口，均田定赋，整饬吏政，一个卓有成效地统治着统一大帝国的官僚政府，再次出现于历史舞台。

在这一过程之中，中古士族制度进一步衰落了。西魏时就打破了门资选官之法。《周书·苏绰传》载其为宇文泰所拟之“六条诏书”之四：

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

这虽然只涉及了州郡大吏，但也是申明了王朝总体选官方针。这“六条诏书”成了百司牧守诵习遵守的政纲。又《周书·薛端传》：

自居选曹，先尽贤能。虽贵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尝升擢之。每启太祖云：“设官分职，本康时务，苟非其人，不如旷职。”太祖深然之。

又《隋书·卢恺传》：

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固之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