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官僚政治的复兴与察举制的关系（第2/10页）

北魏孝文帝是士族化政策之倡导最力者，但在一次选官的讨论中，他也有“自近代已来，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一以为可，复以为不可，宜相与量之”之语；当被问以“置官列位，为欲为膏粱儿地，为欲益治赞时”之时，他明确答到：“俱欲为治!”尽管由于士族垄断着文化，使孝文帝仍然相信人才多出于“君子之门”，但如上的矛盾态度，依然颇为耐人寻味。其事详情可参阅《魏书·韩显宗传》。又据《魏书·郭祚传》，孝文帝曾以寒人李彪为散骑常侍，事后便悔称“误授一人官”；但《李彪传》又记，在孝文帝后来任命李彪为秘书令时，却又下诏申明：“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堪称义正辞严。秘书令自魏晋以来，最为清华之职。这就确有突破门第限制的意义了。当北朝皇权意识到门第与才能并非一事之时，他们就有可能而且也有能力突破门第观念的束缚。

宣武帝以降，北魏士族政治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随皇权的强大和官僚政治的发展，王朝对士族制度的态度也在变化。《魏书·明亮传》记原为清官的明亮被授勇武将军，遂以“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而宣武帝明确答到：“依劳行赏，不论清浊”，“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以官僚制原则否认了计较清浊、重文轻武的士族弊习。又《魏书·世宗宣武帝纪》载其正始二年夏四月诏，对“中正所铨，但存门第，吏部彝伦，仍不才举，遂使英德罕升，司务多滞”提出了尖锐批评。每当皇权与官僚政治发展了一点，它们对士族制度的容忍就少了一点。

孝文帝定姓族时，采取的是兼顾魏晋旧门和本朝高官的办法，以三世官爵高下为准。这就将使许多本非名族但有功本朝者进入门阀行列，或为之提供了以此要求门阀资格的可能，从而使士族标准趋于含糊。例如寒人李彪作了高官，便认为自己的儿子应受“贵游”待遇；但名门郭祚仍以“旧第”处之，遂致龃龉。随官僚政治的发展，依功绩才干迁至高层者，必然对士庶清浊界限提出抗争。

士庶清浊的日益混乱，还表现在卑贱之人冒入清流之上。孝文帝时已有工商皂隶“或染清流”之事；孝明帝为之下令在职者皆五人相保，否则夺官还役，可见问题之严重。北齐陆令萱、和士开、高阿那肱、穆提婆等各亲亲党，官由财进，“诸宫奴婢、阉人、商人、胡户、杂户、歌舞人、见鬼人，滥得富贵者将万数”。又段孝言为尚书右仆射，“富商大贾多被铨擢”。这种权力滥用与财富腐蚀造成的腐败，是官僚政治的特有弊端。它固然不利于官僚政治，但却更为沉重地打击着以“士庶之际、实自天隔”为原则的士族政治。因为对这种腐败，克服办法是严明官僚制度；而士族政治的弊端，克服的办法却是铲除这一制度。从某种意义讲，由于权力、财富战胜了门第身份，前一弊端客观上是在有力地打击着后一弊端，冲击着士庶清浊的森严界限。

北魏后期，九品中正制大为衰落。言其衰落，并不是说中正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而是说它不能有效地发挥维护士族制度的作用。《魏书·孙绍传》记其于宣武帝延昌中上疏称：

且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按舞笔于上台，真伪混淆，知而不纠。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门齐身等，而泾渭奄殊；类应同役，而苦乐悬异。士人居职，不以为荣，兵士役苦，心不忘乱……

可见中正在确定品第门望上，已是一片混乱。“清浊不平”，“士庶同悲”，意味着清浊士庶的界限已难维持；而中正反而助长着其间的混乱。又《通典》卷十四《选举二》：

自太和以前，精选中正，德高乡国者充……当时称为简当，颇谓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时，州无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蕃落庸鄙，操铨核之权，而选叙颓紊。

这种“蕃落庸鄙，操铨核之权”的记载，可以得到印证，《魏书·恩幸传》记，出身细微武卒小吏厮役者，如王仲兴得为雍州大中正，寇猛得为燕州大中正，茹皓得为肆州大中正，赵邕得为荆州大中正，侯详得为燕州大中正；又同书《阉官传》，宦官成轨得为燕州大中正，宦官平季得为幽州大中正，寻摄燕、安、平、营中正，宦官封津得为冀州大中正。上皆宣武、孝明、孝庄时期之事。

这些士族门阀向来不屑为伍的“佞幸小人”甚至宦官，居然担负起了“该鉴氏族，辨照人伦”、“清定门胄，品藻高卑”的中正之职，那么中正制度及其为之服务的士族政治的衰微征兆，就已是较然可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