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第4/29页）

传达了圣旨，刘锜把马扩拉到下处，详细地告诉他其间的曲折经过。

原来那天争论以后，马扩也料定童贯会奏准朝廷，强迫他出使。为了先发制人，马扩写了一个条陈，明白地指出，若使女真入关，后必轻侮我朝，为患甚大。他列举了不使女真入关，其利有五，使之入关，其害有九。他不但反对邀请女真进兵居庸关，还积极地主张我军应立即进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燕京城，以防金人背约，遣兵入关，着了我的先鞭，贻后来无穷之祸。然后他分析形势道，辽军一战得利后，反而全师撤退，其故有三：一来因耶律淳之殁，国有内难，回师以固其根本；二来防常胜军异动，以重兵震慑；三来对付西山各路义军的掣肘。近来打听到义军张关羽所部曾在京西出击一次，契丹军吃了大亏，耶律大石奔命不遑（这时马扩还不知道有关耶律大石的确讯，只能如此推测）。他料定我一败之后，不敢再出，我偏要利用他们的内难，出其不意，飙发电举。这不但是形势上的需要，而且也有事实上的可能。我军千万不要蹉跎泄沓，再丧失这个大好机会。

为了使这份条陈能直达御座之前，真正发生作用，马扩把它寄给了刘锜。刘锜不敢怠慢，立刻进呈御览。碰巧那天官家的心情十分舒畅，他当场就朗诵了两遍，玉音琅然地击节称赞道：“伟论，伟论！”

可是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官家一时兴之所至的称赞，并不意味着他能够全部接受马扩的意见。事实上童贯的奏疏早已先他的条陈而达御前，官家先已入了童贯之见，认为赵良嗣的计划值得一试，现在又觉得马扩的条陈也很有道理。他沉吟片刻，就做出决定，把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调和折中起来。他对刘锜说：“朕看赵良嗣、马扩二人之计，都可行得通。朕意即派他两个到奉圣州去见金主。一面烦卿到前线去参赞戎机，协助刘延庆筹商进兵燕京之计。如辽果有内难，我军事得利，取得燕京，他两个去了就以祝贺为名，兼商善后大计，不必再提借兵取燕的话。万一前线军事邂逅不尽如人意，自不得不假助他力，与我合取燕京。联此番特擢马扩为国信副使，增重其事权，诸事他都可与赵良嗣权衡商酌，临机应变，总以取得燕京为第一要旨。卿到军前，可与马扩委曲说明，并道朕对他倚重之意。朕的手旨，也烦卿一并赍去了。”

其实官家的意思，也还和童贯一样，要不惜任何代价拿下燕京城，否则上无以对祖宗之灵，下无以塞朝议之口。至于用谁的力量拿到它，倒还是次要的问题。他虽然两用马扩、赵良嗣之计，在内心中毋宁认为行马扩之计，要担一点风险，还不如行赵良嗣之计，直截了当就可取得燕京。花一点金帛，对他是无所谓的事情。因此，在两者之间，他是有所侧重的。这一点刘锜心里很清楚。手旨中的要点，是要马扩等克日前往奉圣州。马扩可以违抗刘延庆、违抗童贯的命令，却不可能违抗圣旨。既然圣旨中明确地规定了任务、行程，到了此时，马扩纵使再有一百个“有利”、二百个“不利”，也无处去说了。他只得怏怏然溢于言表地告辞了刘锜，与赵良嗣一起动身，取道河东边线的代州前往奉圣州。

能够作为自己的主人的人，一般都在干着与本身愿望相符合的事，有时迫于环境，虽也会去做一些相反的事，但只限于特定的场合。马扩曾经多次出使辽、金，每一次都认为自己要去完成的任务有益于国家，也符合他本人的意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确地意识到他这次出使要去执行的是别人强加于他，与他本身意愿绝对相违反的任务。换句话说，他此行要去执行的任务，完成得越符合上面的要求，就越加给朝廷带来严重的灾祸。但是这个朝廷的主人——官家，不会因他这样忠心耿耿而感谢他的，因为他与官家之间隔开的层次实在太多了。高高在上的官家怎么可能清楚地了解一个沉在底层的微末武弁的一切想法呢？官家既然称赞他的条陈为“伟论”，又怎么可能忽略了他杂陈中最主要的一点，反而派他到金邦去执行一项他最反对的任务？

官家确实不可能了解马扩的观点。在官家的想法中，还认为“两用其计”是满足了马扩一半的愿望，而特擢他为国信副使，又满足了他另外的一半。过去马扩只以随员的身份跟随父亲出使金邦，没有正式名分，现在他作为龙图阁学士赵良嗣的副手出使，他的名字、官衔都要载在国书上，这就大大提高了他的政治地位和发言权。他应当为了这两个一半拼成的完全的满足，为了官家对他沛施鸿恩而高高兴兴地前去奉圣州“履新”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