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第5/11页）

00虽然从广泛的意义来说，太学生都可以算为“天子门生”，但实际上，太学生也并非个个都是这样的“天之骄子”。等而下之的太学生只好到中等的酒楼以至最低级的酒店去用酒饭。最节约的办法是花十文钱吃一碗用肉末拌作料的炸酱面，当时称为“合羹”。如果嫌合羹吃不饱，还可以来个轻料重面的“单羹”，那已接近于“阳春面”之流，只消付五文钱就可以了，即使再加五文钱的白酒，统共也不过十文钱，同样也酒醉饭饱，吃得醉醺醺地回到宿舍。所有这些，太学生早习以为常，虽然竖在太学门口的一块禁碑上写得明白，未经学官同意，不得擅自出去酒饭。总之，太学生的逾规越矩，由来已久，连官家、大臣也耳有所闻，只好闭着一只眼睛，塞住半边耳朵，装聋作哑，区区几位学官，当然更没有必要雷厉风行地来整顿学风了。

可是太学生可以在哪个等级的酒楼、勾栏中吃饭闹事、闲游狂荡，也有严格的区分。这决定于他们本身的社会阶层、经济条件，也要看他们经常过从、密切往来的友好是属于哪个等级。太学虽然聚几千名学生于一堂，分子却也非常复杂，各式人等都有。他们有的出身于名宦之家，父兄身居高职，是在朝或在野的名官儿，他们礼让为先，把祖辈的恩荫让给长兄，自己退居到太学来，混他一年半载，凭着父兄的关系，照样可以找到应试中选的方便之门、仕宦的终南捷径；有的来自外路，在本乡本地也算是富厚之家，到得京师来，与上面的一档同舍生相比较，权势、财力都有所不逮，与他们交往，常有自惭形秽之感，这等人一时还爬不上高台，又放不落面子，成为夹心饼的馅子，处境很苦；有的出身寒素，几亩薄田，养活家口已感拮据，他们本身的花销，全靠官家供给的饩廪，这号人虽然清苦，学业成绩却往往斐然出众，考试起来总是名列前茅，再加上家世耕读，算得是出身清白，只要高中进士，也有他们的前途；还有一等出身于富商大贾之家的子弟，富而不贵，也成为夹心馅子，处境不见得好。例如李邦彦的父亲开一家银铺，发了大财，一心结交官府，把儿子弄进太学。李邦彦在学里出手阔绰，到处笼络，同舍学生看在银子面上，当面与他敷衍一番，心里不免以他的出身微贱而加以鄙视。他在学里已得到“浪子”的绰号，这一方面是说他外貌虽美，却缺乏真才实学，一方面也讽刺他虽然家私富足，却终究根基浅薄，只好与些街混儿为伍。有的同学则因他品行不端，直斥之为“败类”。

太学里有上舍、中舍、下舍之分，那是划分年资、班次的标准，要划分人的等级，另外还有着一种无形的标准。虽然如此，太学毕竟是一所培育人才的黉宫，是一个在相当程度上还没有把个人私利与政治完全联系起来的士子集体。除了少数败类以外，太学生基本上持有相同的政治观点、道德观点。他们忠君爱国，要求清白贤明的统治，对人们的爱憎，也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譬如说，他们强烈憎恨宣和的权贵集团，敬爱有节操又能实心办事的官员。还有，他们对同学陈东都非常尊敬，大家愿意听他的话，干起正经事来，唯他的马首是瞻，并且公认他是他们共同的领袖。在一个集体中能取得这样的地位，而且为大家所公认，又不是由官方指派，那一定有着不简单的理由。陈东确实具备被同学尊敬的理由，而大家之所以尊敬陈东则因为他们共同持有一个超乎个人利益的客观是非标准，这个标准只存在于年轻纯洁的“莘莘学子”中间。

陈东出身于中等家庭——按照宋朝纳税标准的九等民产，他家正好排列在第五等，但到他那一代已完全败落，家境十分清寒。这个家旅绝不是显赫的，五服以内，并无一人做到知州、通判一级的普通官吏。他本人貌不惊人，口才也不太好，碰到紧要关头，说话有些口吃，期期艾艾，竟然表达不出自己的意思。太学生猎取功名的看家本领，诸如作诗填词、善于写对仗工整的四六文、专一经之长等，他都没有学到手。只有写政论文章，议论风发，词锋锐利，才是擅长的。有些太学生也善于写这类文章，但笔墨多有含蓄，泛论时政，涉及当权人物时就十分谨慎，有时笔锋一转，似贬实褒，因而以此取得富贵的也有人在。偏偏这个陈东，不懂得这些诀窍，往往指姓道名地攻击当道，抨论时弊，不留一点余地，因此半生蹭蹬，目前已近四十岁，仍然是一介诸生。这个年龄对学生来讲已嫌过大，真已有了一些“太”的味道了。别人为他着急，替他叫屈，还有人出点子，替他代筹出身之道，他一概笑笑拒绝了，毫不在意。